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正文

英国19世纪20年代显现的以D.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专家。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期间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余下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执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8页）。

人物和著作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很多，其中首要有：一名匿名作者，其著作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问题的原因及其处理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P.雷文斯通（?～1830）,首要著作是《对某些有关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见解的几点怀疑》（1821）和《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T.霍吉斯金（1787～1869），其首要著作是《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有关目前聘用员工的联合》（1825）和《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W.汤普森（1785左右～1833），其首要著作是《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在最新提出的财富自愿平等制度中的应用》（1824）；J.格雷（1798～1850），其首要著作是《人类幸福论》（1825）、《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和《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1848）；J.F.布雷（1809～1895），其首要著作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如汤普森、格雷、布雷等同期又是欧文主义者。R.欧文在以经济学的论战姿态显现时，也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价值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关心的是一切非劳动收入的性质和源泉。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他们觉得，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利润、利息、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价值没有归还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被不劳动者所获得。所以，一切非劳动收入均为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据此攻击一切剥削收入，劳动价值理论在他们手中从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价值规律做出了特殊的理解。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着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交换的冲突。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觉得，这个冲突的实质是，同劳动相交换的资本代表较少量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代表较大批的劳动，二者的交换是以少量劳动换取多量劳动，是不等价交换,损坏了价值规律。有的还觉得,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不仅是不等价的,而且是以无换有,由于不仅薪资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全部资本均为劳动创造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觉得，处理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冲突的办法是，清除劳动和资本的不等价交换，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员工有得到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把价值规律不是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符合“正义”和“人的本性”要求的规律，不是理解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他们和李嘉图一样不了解劳动和劳活力的区别，以为员工出卖的是劳动并非是劳活力，因此也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表达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价值规律才可正常地发挥作用。所以，从经济学形式上表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员工有得到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的口号在当时有适当的进步意义。要求达到该种权利，就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从这一点来看，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是正确的。

余下价值和余下劳动 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研究了余下价值困难。他们对李嘉图理论执行社会主义应用的结果，“造成了李嘉图遥不可及的对于余下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同前,第21卷，第208页）。匿名作者所著《依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问题的原因及其处理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小册子有关余下价值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在于他把余下价值归结为余下劳动。他已经意识到,聘用员工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余下劳动。在必要劳动时期内，员工为自己和家属生造成活资料的等价物。在余下劳动时期内，员工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余下价值。作者说，劳动者为了生产出薪资的等价物，务必做一定数量的劳动。除此之外，他还务必在这一定数量劳动之上执行余下劳动。他在这里清晰地把余下价值归结为余下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把体当下余下产品中的余下价值归结为余下劳动，同把体当下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归结为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小册子作者还研究了必要劳动时间和余下劳动时间的比例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员工在适当的劳动时期内，比如在一星期内，究竟用多大的部分为自己和家属生造成活资料的等价物，用多多部分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余下价值，这完全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员工为自己和家属生造成活资料等价物所需的时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比例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员工的余下劳动,由于员工务必生活。

小册子作者在余下价值理论方面的功绩仍在于他对余下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的区分作了试图。古典经济专家只在余下价值的特殊形式向上瞧到余下价值的存在，都不了解余下价值的一般形式。小册子作者前进了一步，他把企业主利润、地租和借贷利息都看作余下价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余下价值的一般形式。他说：“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依旧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均为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马克思说：“小册子的作者把余下劳动或余下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起码是没有故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同前，第26卷Ⅲ，第279页）。但是,小册子作者用余下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名称“利息”来指余下价值的一般形式，这显示他还承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严重制约。

小册子作者考察的是余下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员工自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与此不同，雷文斯通考察的是余下价值的相对形式，即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削减必要劳动的形式。雷文斯通已经懂得，余下价值是值得随技术进步而提升的。他说，在保持10个人生活需要9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即余下价值。在 1个人的劳动充足保持5个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即余下价值。雷文斯通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导致增长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雷文斯通在这里把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看作是员工的余下劳动创造的余下产品。

雷文斯通在分析余下价值时，分不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自身。雷文斯通说：穷人的贫困创造了富人的财富,“假使一切人均为平等的,那么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令有余，而奢侈品将令绝迹。”作为禁欲主义者，雷文斯通觉得在资本主义对抗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也将随该种对抗形式一起消灭。

分配困难李嘉图把分配困难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困难，他强调的是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觉得分配困难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困难，但是他们强调的则是利润和地租的同一剥削性质，是薪资同一切剥削收入之间的对立。汤普森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表示利润只能来因为劳动。他说，资本家和员工的要求是对立的，资本家的收入越多，留给员工的就越少。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利润越高，薪资就越低。该种分配是一种不自然的、不公正的分配，它产生了资本主义惊人的冲突即富有和贫困的对立以及跟随而来的各种社会灾难。

霍吉斯金也研究了薪资同利润、地租的对立。他觉得,薪资是由员工的最低生活资料决定的,没有该种最低生活资料,员工就不能生存。资本家付给员工薪资,给他们留下最低生活资料，是由于不如此就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余下劳动。员工为了获得面包，务必付出几倍于面包价值的劳动，该种余下劳动组成了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劳动收入。格雷觉得，在“商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只能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1／5，而4／5被土地所有者、债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所占有。后者给前者留下那点收入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活下来继续当奴隶。

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执行了大量的批判。霍吉斯金在批判“资本生产力论”时称,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事实上是劳动的生产力。就流动资本来说，员工执行劳动时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并没有是资本家积压起来的储备。欧洲的全体资本家没有而且也不或许保存起充足全体员工消费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资料。面包、牛奶等消费品往往是在消费前几小时才生产出来。各种不同的员工彼此都在为对方持续地生造成活资料。霍吉斯金自此得出结论:所谓流动资本,不外就是并存的劳动。就固定资本来说,工具和机器等如不加以运用,连生产费用都难弥补。假使搁置不用，原有价值全将损失。固定资本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不是以往的劳动在起作用，而是当下的劳动在起作用。只有活劳动才起决定作用。霍吉斯金的批判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尽管表示了“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是劳动的生产力，但没有弄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何资本会获得具有生产力的假象。他承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制约，把资本当作是消费品、工具和机器。所以他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并非是资本家。”布雷也有相似的提法。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错误提法时称：“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并非是资本家。在该种情形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并非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该种生产关系的本身反应恰恰就是资本家”（同前，第46卷上,第262页）。

对将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将来理想社会各有己见，其中格雷和布雷都提出了组织交换的方案。格雷觉得，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交换把许很多多的生产者联系起来，组成了社会。他埋怨，在流通领域中,商品转化为货币比货币转化为商品问题,也就是卖比买难。格雷说，救治方法在于使卖也象买一样容易。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他企图用劳动货币方案来处理卖比买难的困难: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多地支行确定各种商品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把商品送入银行，银行发给证明所需劳动时间的劳动货币。劳动货币的票面额有一个工作小时、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作周等，劳动货币既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证明，又是向银行领取包含同量劳动时间的其余商品的凭据。格雷的方案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不是把生产而是把交换看作是社会的基础，不是把组织生产而是把组织流通提及首要地位。他想使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把商品直接就是货币、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错误命题奉为教条。该种教条不会由于某个银行按它运营就会变为现实，相反，“破产会来扮演事实批评家的角色”（同前，第13卷，第76页）。布雷也幻想通过组织交换来清除商品生产的固有冲突,他的方案是组织员工股份公司,同行业或生产同类产品的员工按地区等原则参与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之间通过公开交换市场和银行互相交换各自生产的商品。某甲的一个劳动时间交换到某乙的一个劳动时间，这就是布雷的基本命题。公司每星期发放一次薪资，薪资同员工在一星期中新创造的劳动产品等价。布雷称该种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他说：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这是组织股份公司的首要原则之一。但是，他所说的等量劳动导致指劳动日长度相同的劳动，不管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也不管是脑力劳动依旧体力劳动，只要一天劳动8小时,劳动报酬就都一样。该种“按劳取酬”事实上是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马克思说,在布雷的“新社会”中,民众会“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务必全力解脱的沉重负担”，进而“展开偷懒的竞争”（同前，第4卷，第115～116页）。布雷方案和格雷方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了解商品生产的性质和它特有的交换形式，都想在保存商品生产的前提下组织交换来清除商品生产固有的各种冲突。不同之处是，格雷把组织交换看作是社会改造的最终目的，而布雷则把它看作是达到欧文主义的合作制度的过渡办法；格雷企图保存私有制，而布雷则坚决反对私有制；格雷的交换银行首要依靠小商品生产者，而布雷的股份公司则首要是依靠员工。

参考书目

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上册，第12章，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

配图

有关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