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公地悲剧

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Michael·A·Heller)在《The Tragedy of Anti-Commous》一文中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即使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表明了民众过分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的恶果，但他却忽略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机会性。在公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高达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余人运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运用阻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运用权，致使资源的闲置和运用不足，产生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在实践中，要避免悲剧，我们要花费大批的交易费用、谈判成本以及说服潜在竞争者的成本。一旦发生了“反公地悲剧”，我们很难将各种产权整合成有效的产权。就像在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期运用才可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与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可能非常小，房子的运用率非常低。繁琐的知识产权保护、国企的多头管理等均为“反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也叫悲剧，原因在于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或财产的运用安排能给每个人导致收益，但受于相互阻拦而眼睁睁地看着收益降低或资源浪费。

反公地悲剧与公地悲剧的异同

公地与反公地“悲剧”的本质在于产权困难。产权一般具有两种形态：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当某种资源为某个人单独所有时，该资源为私人财产，其产权为私人产权。它具有产权制度边界清晰、产权归属清晰，所有权效率高的特点。当某种资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有时，称为公共财产，其产权为公共产权。它具有下方特点：在消费范围上没有制约，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这项资源的权益，所以存在收费问题；每个当事人天然享有资源权益，无需采取交费申请加入的方式；每一当事人在运用该资源时，会影响和损害其余成员的利益，即存在外部性。受于该资源向每个社会成员放开，允许他们自由进入，平等分享，并获取平均利益，所以，搭便车和产权拥挤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权利是相互排斥的，对于稀缺资源来看，公共产权要么产生资源的过分利用(“公地悲剧”)，要么产生资源利用不足(“反公地悲剧”)。

二者的相同之处

1、二者都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

有关外部性的经典定义：一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着其余人的举动。它是如此一种情形，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附带地”造成一部分好的或不好的影响。但该种影响并没有由其制造者自己来承受，并没有影响制造者自己的成本或收益，而是由“外部”(其余生产者或消费者)承受，给外部导致成本和收益，所以称之为外部影响。回外部性有两种：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就是好的外部影响，如蜂农的蜜蜂对花农造成的积极影响等汐卜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就是不好的外部影响，如各种污染等。“公地悲剧”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过分放牧、砍伐、捕捞及污染导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种群灭绝及环境恶化等极大的负外部性。“反公地悲剧”产生资源浪费、投资及收益降低，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也是一种负外部性。

2、因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造成各种产权困难。

“公地悲剧”，就自然资源来说，会因缺乏有效的监督而产生浪费；就企业来说，因产权不清，会造成委托——代理人困难、搭便车及各种机会主义举动。“反公地悲剧”首要发生在企业界。受于产权支离破碎，会因缺乏有效的运用权或干扰太多而产生资源闲置，也会因寻租活动的存在产生资产无效率。

二者的区别之处

l、产权性质。

前者有有效的运用权，而后者是无效(或低效)的运用权；前者造成无效的监督权，而后者是有效的监督权；前者有平等的收益权，而后者没有平等的收益权；前者没有清晰的处置权，而后者有清晰但不完全的处置权。

2、发生原因。

“公地悲剧”在于私人成本差于社会成本，如污水排放，假使工商部门的罚款胜过企业用于排污的费用，企业还会无制约地排放吗? “反公地悲剧”则是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如上面所举的例子，若个人有充足的力量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达到完整的产权，那么“金属森林”就不会显现了。

3、处理办法。

“公地悲剧”由于产权虚置、不明晰，所以需要明晰产权。“反公地悲剧”由于产权支离破碎，故需要整合产权。

反公地悲剧的状况形式

1、企业的多头或无序管理。

对企业的多头管理，事实上是有权的事、有利的事都争着管，负责任的事则互相推诿。受于不能单独决策，产生企业效率低下。银行与企业的三角债就是“反公地悲剧”的例子。作为商业企业的银行，理应自主运营，自负盈亏。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和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应依照法律、法规正常执行安排。但受于政府的行政干预，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往往伴随地方政府领导的离任或升迁而消失。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收益在领导人的“过问”下，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还要承受重大的损失。这些无头债就是银行的呆账、坏账，即三角债中的失效资本，这就是因多头管理而发生在金融领域内的“反公地悲剧”。

2、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行政审批项目过多过滥，以至于显现地域封锁、部门壁垒，不利于一体化经济的形成，无法通过市场来达到资源配置。据2OO3年8月27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发文：2OOO年，青海省西宁市私营企业家马显云为筹建小商品批发市场，在3年多的时间里，跑了80多个部门，盖了1l2个公章，共花费70多万元，直到2003年才正式运营。再如发生在郑州市的“馒头办风波”。受于郑州人喜欢吃馒头，所以郑州市的馒头消费量很大。而且本市也有几个在全国叫得响的馒头品牌。为了规范馒头生产秩序，或者说为了分享馒头生产的利润，郑州市设立了全国只有的“馒头生产管理办公场所”(包含1个“市级馒头办”、4个“区级馒头办”)。2001年6月，得到消息，一馒头生产商正在无照生产，于是“区级馒头办”工作人士快速赶到现场实行处罚，随后“市级馒头办”也闻风而至，而且也开具了罚单。但生产商婉拒双份罚单。于是“区级馒头办”和“市级馒头办”为争夺监管权和处罚权发生矛盾。并导致“馒头办风波”。

反公地悲剧理论的启示

l、整合产权，建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达到所有权的统一。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困难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即“多龙治水”。比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侧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运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或许负责。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党的十六大提出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保证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国家要策划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处理“反公地悲剧”困难，即把分散的权能集中到一个统一的部门。在交易费用日益高升的情形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

2、增强制度建设，制止“寻租”举动的发生。

企业的多头管理或产权分散，是滋生寻租举动的重要原因。受于寻租人追求的是大批的非生产性价值，因此在寻租过程中势必产生资源大批浪费或生产性资源利用不足，但主管者往往在其间的权钱交易中获取大批租金(rent)。所以，就资源浪费或利用不足来说，寻租就是“反公地悲剧”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应增强寻租理论研究，遏制这类腐败现象的发生，并正证实识在整合产权过程中所显现的一连串困难。毕竟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案则会让困难愈加复杂化，“委托——代理人”困难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当中。所以，我们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务必建立有效的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自身人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反公地悲剧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高校管理中的反公地悲剧

高校的资源按其服务对象的规模可以分为向全校敞开服务的全校性资源和分配给各院系甚至各专业专用的院系性资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受于全校性的资源具有公共资源产权规模的不清晰或缺口的性质，所以在利用的过程中或许造成“公地的悲剧”。但对于院系性、部门性资源，其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而又没有真正拥有有效的运用权，致使资源的闲置和运用不足，产生浪费。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高校的行政本位致使行政管理部门在学校拥有着较大的权力资源，行政权力在高校内占主导地位，行政部门具有支配首要资源的权利。所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运用上，行政管理人士首先考虑的就是本身所需的各种资源，如此就会产生一面教学科研资源紧缺，而另一面是行政部门资源的大批闲置。目前我国一部分高校存在着行政管理部门办公设备和环境条件远远优于教学科研人士的现象，行政部门的主管、副主管都有单独的办公场所，都配备有先进的办公设施，而教学科研人士则存在着教学科研经费不足，教师的办公条件很差，几人或者多人合用一台电脑，有些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教授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口1。仍有些高校重视着重学科、实用学科及学院的投资而忽略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投资，致使着重学科学院显现余下资源而一部分基础学科、人文社科类学科资源不足的冲突。该种“悲剧”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科研人士积极性的发挥，其直接致使的后果就是教学质量的滑坡和办学水平的下滑，这对于学校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高校公共资源是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基本保证，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公共资源能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是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于学校来看，校内资源的充分共享是能够高达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对于全校性的资源，学校的各个院系各个专业均为可以在没有矛盾的情形下共享；但对绝多部分的院系性、部门性资源来看，受于各院系处在各自为政、资源互相封闭割据的局势，为图本身方便“怕麻烦”，各院系更愿意“独自占有”，致使校内各部门将资产所有权与运用权混为一谈。于是就会显现，本来某一台仪器能同期满足两个院系教学或科研运用，最终两个院系都购置了，致使有些资产长期闲置，物不能尽其用，产生运用上的不经济，造成了“反公地悲剧”。

在我国高校存在着一种“管理支配学术”的情况，即在高校内部，管理人士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非常高，高校不是或者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而是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体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庞大的行政队伍事实上成了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而且一直处在较快的上涨中。而这些庞大的行政和后勤服务人士队伍不仅人均工作量相对较小，同期还显现了行政机构的复杂繁多，致使工作交叉和多科室领导现象的显现，“这无疑增长了行政科室之间、行政科室与各教学单位之间工作协调的任务和难度。行政工作交叉增多，于是产生工作中的推委、扯皮现象，这无疑减弱了工作效率”，而且使高校行政管理成本放大，这就是因多头管理而发生在高校的“反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可以靠清晰产权来处理，但在产权明晰的同期也会由于一项资源或财产，其产权分散和支离破碎，存在着大量的所有者，但没有一个能拥有真正有效的运用权，资源得不足有效的利用，造成所谓的“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造成的核心困难首要是产权困难，需要以整合产权来消解。而产权困难又是一个制度安排困难。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要想在高校内部降低上述“悲剧”的发生，依旧要从管理制度安排上人手。

在物力资源的配置方面，务必在行政部门和学术事务的物力资源配置上分清轻重缓急并在事实配置中体现出来，通过制度性安排将物力资源配置的注意力许多地转移到教学科研方面。首先要满足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的要求，为教学科研供应比较先进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为教师队伍供应较好的学术条件和生活环境，保证其充分发挥本身的动力和积极性，进而保证高校学术事务的持续进步。在此基础上对行政管理部门执行合理的物力资源配备，使其能够为教学科研供应比较好的后勤服务。要削减高校内部行政费用的开支，对目前高校内部过多的行政人士执行裁减，精简行政机构，从而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要将节省出来的资源用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逐渐推动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对用于教学科研的资源的内部配置，在保证着重学科和学院按需投资的基础上，应适当加大对基础学科等的投资，注意协调着重学科、学院显现余下资金而基础学科等资金不足的冲突，使学校对内部资金的分配既能突出着重又能兼顾一般，各学科能够协调合理地共同发展。所以，高校务必通过策划规章制度对学校所需的物力资源配置过程执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为学校的短时间和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高校要通过制度安排实行资产管理的统筹调剂政策，更改资产运行落后、低效的结构和方式，依照高校教学实验、科学研究、行政办公的内在联系，调整、合并和创建适合事实需要的内部机构，使各院系、部门的办公、实验等资产资源执行重组、共享，特别是对贵重设备和有关实验室执行专管共用，并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资产管理模式。高校的资源管理要体现统一规划、各部门各管其事、个人负责的原则，对资源利用率实施相应的评估考核。依据投入和产出的规律来控制学校办公、教学设备的购置及修缮费用，盘活现有实验等设备，打破校、院、系之间的界限，提升设备、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学校应当从小事着眼，充分挖掘教育资源的动力，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教育资源的运用效率。所以，学校应当增强宏观管理，统一设计与安排学校学院范围，提升学校的范围效益，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减弱单位办学成本，提升教育资源运用效率。审慎执行“大而全”、“小而全”的学校建设，合并有关院系，提升学院资源的利用率，形成范围效益。更改高校资产运用部门在资产配置时盲目地、随意地去要、去争的怪现象，进而加强资产运用计划性和前瞻性，降低资产的闲置、重复建设而产生浪费。

在现行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下，存在严重的“多龙治水”情形，也就是说每个行政部门都可以从某个侧面向教学单位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教学的整体效果负责。所以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教学科研事务的观念转变为向教学科研供应“服务”的理念。高校行政管理人士务必树立为教师、为学生、为事业服务的观念，教师和学生也需要确立对学校行政管理质量执行监督的观念。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应适当分离，发挥学术权威在管理中的作用。行政管理要保证学术和其余业务的执行，对上要起到参谋作用，对下强调服务功能。建立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一是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注意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操作性；二是要与其余职能部门的管理制度相衔接与协调，并将制度落实到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假使发现困难应及时改正，堵塞漏洞。在行政管理费用日益提升的情形下，处理“反公地悲剧”困难就应当由学校出面整合、合并权利矛盾的有关部门，即把分散的权能集中到一个统一的部门。各个高校应对自己内部的事实情形执行调查研究，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确定本校事实需要的行政服务人士数量，然后据此对学校的行政冗员执行合理的裁减，对行政机构执行精简，促使在职人士提升本身的工作效率。高校还要构筑对行政人士执行监督的平台，畅通民众监督的途径，让基层单位、教职工来评价行政机构的管理和行政效率，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推动行政机构的改革和效率的提升。这就避免了以前的责权不明、多头管理、扯皮推诿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