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银生产的成长和运用的普及为前提，唐宋之际民众对白银的认识有了更深一步的深化。唐代以前，受于白银的稀少和采冶的不易，民众对白银存在不少的模糊认识，疑似在白银的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常之手。金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看，确乎是存在“神性”的。唐代初建，民众对白银的认识也与以往无太大差别。但唐中叶以后，白银生产的成长和运用的普及，开始剥下了蒙在白银上的神秘面纱。白银的神秘性日益淡化。
首先，唐宋之际民众对白银的自然属性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始兴记)载银矿石已较精准，可作者却不无疑虑，特在描述银矿石以前冠以“其山传有银矿者”字样。(唐本草)称“银与金生不同处”，“所在皆有。而以跳州者为胜，另外多铅秽为劣”。对白银产地的认识有误，但也反应了银产地的扩大和对不同产地白银质量的认识。
次之，对白银社会属性的认识有了巨大击穿。白银之神对人来看，已不是无常。反之，人可制服白银之神，使之为人所用。“江陵人张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梦白衣人二十余辈拜揖于床下。”张氏掘地三尺，“得大银二十枚(叶本作锭—原校勘注)，各重五十两，样制甚古，料为千岁前物。”显现在张拱之面前的银神多少有些可怜相。不仅这样，张拱之还会它融为一巨球，系以铁索，使不可动，人夜常闻泣声。此类见银神并将其制服，然后得银致富的传说，比以前代大暴涨加。
同期，唐宋之际有关运用白银能延寿的观念逐渐淡化，白银的药用价值被制约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之内。前揭封德彝的观点在唐代尚有一定市场。《本草》中也云:银“主热狂惊悸……服之明目、镇心、安神、定志。”银屑可安定五脏，宁心神除邪除惊。唐代用大批白银制成饮食器皿，恐怕亦与此相关。但晚唐时，这一观念开始淡化，李德裕曾有劝止唐敬宗服金之举。五代李殉则把银的药用价值限于“坚骨、镇心、明目，去风热癫痛，人丸散用。真宗时作延寿带用银，也与用银可长寿相关，但却用于制带，而不服食。
至此，在白银的生产发展、运用日益普及的情形下，长期蒙于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层揭下，银不再是通神之物，而是能为人所有的财富。白银之神在人的面前成了终日哭泣的“没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