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约我这个金融业的老兵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变革与发展做一回顾。为此，我结合自己的亲身历经和感受，翻阅了大批历史资料，专门询问和拜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管理外汇资金的老同事，进而“串联”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领导及有关人士对于管好和用好外汇所做出的艰苦付出。
新中国外汇储备营运往事
1960年夏，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综合处研究组从事调研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国外局既是管理机关，又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总行，对内一套班子，对外两块牌子。我们处负责信贷、计划、调研工作，而调研工作的着重是分析预期西方外汇市场的货币行情。当时，我每天去东单外贸部商情研究所，取出路透社相关当天西方各大外汇市场行情的电条，编制西方首要货币对美元的牌价表。牌价表编好后留一份给外贸部商情研究所，以供他们主办的《外贸商情报》刊登。回到行里，我们将外汇牌价表复写16份(后改为铅印)，除送局领导以及有关业务管理处外，还要寄给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口岸行和省分行，以及各大进出口公司。20世纪60年代，我多次参与了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向大会供应外汇行情信息以及对西方首要货币汇率趋势的观点。此间，我还参与了对外贸专业公司出口商品换汇成本的调查，紧密关注每年对外贸易和非贸易的收支情形。
1964年，国务院为增强外贸外汇工作，将谢寿天同志从外贸系统调回银行，担任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谢寿天多年从事金融外贸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工作有魄力，勇于开拓和担当。此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外贸部部长助理刘希文、外交部部长助理宦乡和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谢寿天构成的三人小组，从组织上落实国务院的精神。谢局长要求我们增强收集相关西方金融的信息，提升分析研究的质量。我们撰写的相关数据，不仅送三人小组，还呈交国务院领导以及有关部委参阅。
中国银行财会处清算科的几位同志特别重视我们供应的信息和有关研究资料，由于他们掌管着我国的外汇头寸(包含国家持有的外汇资金和中国银行可供支付的外汇资金)。科长曹晓星和张子芹均为上世纪40年代参与革命且在老区从事过银行工作的同志。王愉英是50年代初从上海财经学院分到银行的第一批大学生。据他们回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外汇储备每年平均余额大概为1.2亿美元。60年代初，外汇头寸大概为3000多万英镑，首要存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60年代，中国银行香港总管理处存总行的外汇资金渐渐增多，到1966年已逾过1亿美元。当时，与国家资金加在一起已有几亿美元。由于上述情形，人民银行联合其余部委向国务院建议，应当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吸收的外汇资金为国家建设服务。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过问下，中国银行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给交通部发放外汇贷款，连续支持我国远洋运输船队的建设。国务院在回复人民银行建议时还表明，在特殊情形下，当国家外汇库存显现空缺时，可暂用中国银行外汇结存资金予以平衡。
为了更好地运用中国银行的外汇资金为国家创汇，经人民银行报国务院准许，中国银行可用自己的外汇资金从国际市场购进一批黄金。清算科的赵孜龙是1961年从北京外贸学院毕业分来的大学生。据他回忆，大约在1968年2月下旬，谢寿天局长带他去国务院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用外汇买入黄金事宜。他们事先约见国务院财贸办公场所副主任段云。谢局长与段主任很熟，见面后大家随意聊了一会儿。后来看到正题，段云问：“你们打算买多少？”谢局长回答：“准备买10吨。”段云说：“为何不能多买一部分？”谢局长一听这话，即将果断改口道：“好，那就买20吨。”其实，谢局长原本就想多买些，但又不知能否恰当，没敢直接提出来。随后，他们统一协商好，20吨这个数字让赵孜龙来看，由于他年轻，万一副总理对购金数量有质疑，大家也好有台阶可下。当他们三人进入李先念办公场所后，段主任特意介绍了赵孜龙的身份，由于李先念副总理早已熟悉谢局长。谢局长更深一步向李先念表明了买入黄金的有关情形。李先念听后问道：“你们准备买多少？”这时，赵孜龙赶紧回答说：“准备买20吨。”李先念当即拍板：“那就买20吨吧。”听到此话，大喜过望的谢局长立刻给赵孜龙使了个眼神。赵孜龙心领神会，赶紧离开副总理办公场所，径直去段云办公场所给科里的王愉英打电话，让她立刻通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从自由市场上买入20吨黄金。
本轮购金操作，恰逢美元显现危机。为了保持美元汇率，美国与其余首要西方国家拼凑了“黄金总库”，竭力使自由市场黄金价格大体维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水平，这也是中国银行本轮买入黄金的单价。但受于美元危机迟迟得不足消解，此后不久，国际外汇市场掀起一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致使美国解散了“黄金总库”。1968年3月，美国宣称黄金实施双重价格：只对外国中央银行保持官价，而对自由市场黄金价格则听任其波动。此举立刻致使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持续上升。大家都觉得，清算科这次的购金操作机会选择得非常好。中国银行可得到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人民银行领导从战略考虑，决定这20吨黄金用于补充国家的黄金储备库存，并全数分批运回国内。据王愉英回忆，这些黄金以国航包机运回，有的存放在北京的人民银行金库，有的存放在人民银行其余省市金库。赵孜龙还曾与人民银行押钞人士一同开车去首都机场接货。据清算科从中央财金学院1963年毕业的刘茂珍回忆，他还专门从北京乘飞机去伦敦接回了一批黄金。伴随国家外汇资金逐渐充足，人民银行后来按当初的购入价格，把这20吨黄金折合成外汇归还给了中国银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银举动增补国家黄金储备做出的贡献。
探索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变革
为了适应对外改革放开的需要，1979年3月，国务院准许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并赋予其管理全国外汇的职能。就在此时，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门行使专业银行职能，但在机构设置上仍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我工作的研究处升格为国际金融研究所。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关系困难的请示》，其中清晰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机构的国家机关，首要任务与职责之一就是统一管理外汇、金银、管理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策划人民币兑外国货币的汇率，代表中国政府从事相关的金融活动。同年8月，国务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和国务院的决定，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形成中央银行的外汇管理局(后改称国家外汇管理局)。从此，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国银行总行彻底分开，中国银行不再承受集中管理外汇的职能，但统一运营外汇的职能不变。
在新的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即人民银行外汇库存)继续由中国银行负责运营。为保证资金安全及时调度和保值升值，国家外汇储备依然与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资金一起运转，以备国家外汇支付的需要。此时，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由两部分构成，即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该种运营管理体制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产生的。当时，这一特殊制度安排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由于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一国外汇储备包含该国官方持有的所有外汇，而不论官方储备来自何处。中国银行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其持有的外汇诚然可以被看为国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1983年，国家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大大促进了出口贸易的上涨。这一年国家外汇库存增长到89亿美元。假使加之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国家外汇储备高达147.42亿美元，1984年后，我国经济显现过热倾向，进口猛涨，经常项目显现逆差。1985年我国外汇库存下滑到26.44亿美元，但若加之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则当年国家外汇储备仍维持为144.20亿美元。
从1986年起，国家外汇管理局逐渐更改国家外汇库存由中国银行统一运营的方式，存放中国银行的外汇比例有所下滑。受于外汇支付增长，1988～1989年，国家外汇库存再次降到低点，这阶段的外汇空缺都由中国银行外汇结存给予弥补。自此可见，正是受于我国外汇储备中包含了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基本维持在100多亿美元的水准。1989年、1990年，人民币汇率两次向下调整，助推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幅上涨，加上资本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大幅流入，国家外汇库存增长较快，并达到了连续平稳的上涨。
1990年夏，我参与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江泽民同志和宋平同志就世界经济事态以及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听取意见。我详细地汇报了国际金融事态并提出对策建议，承受了领导们的首肯。会后，宋平同志把我留下，专门询问了我国外汇储备中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外汇结存的关系。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很满意。
严格来看，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拥有随时能够动用的外汇资产。把中国银行外汇结存列为储备有其特殊性：一面是国家支付的需要，另一面，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其外汇资产自然也是国家资产。但是，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后，形成一家自主运营的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此时再把运营性的外汇结存列为国家储备，那就混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有由于此，从1993年起，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经国务院准许后，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包含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其规模只有国家外汇库存，进而真实反应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情况。
外汇储备管理面对的新考验
从1994年起，我国外汇体制改革进入新期间，实施结售汇体制，所有的外汇收入一律卖给人民银行，并建立了银行间市场，外汇储备的运营管理全部归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从此，中国银行终结了集中统一运营国家外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96年末，我国提早达到了经常项目放开，国家外汇储备击穿了1000亿美元。2002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和外资流入迅速上涨，2006年末，外汇储备击穿了1万亿美元，跃涨到世界榜首。截止2014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99万亿美元，任然雄踞世界第一。
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清晰提出，要更深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外汇储备运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运用途径和方式，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此，我相继发表了几篇相关新期间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文章，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有的研究数据还被相关部门呈送国务院领导参阅。
2008年9月，美国暴发次贷危机并快速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深入分析后，民众广泛认识到，世界经济金融失衡是此轮危机的首要原因。该种失衡也表当下世界外汇储备的失衡上，即外汇储备分布的失衡、结构的失衡以及运用的失衡。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也有国际的原因。今天环绕我国外汇储备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不仅是经济发展进度中本身失衡的反应，更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体制失衡的结果。它与我国国际收支政策、经济结构情况相关，与人民币国际化进度相关，其发展前景更与中国将来经济金融发展战稍有关。
在处理世界失衡的过程中，假使在外汇储备管理上缺乏大战略和长远眼光，不只有损于改革成果，还将对今后改革进度造成不利影响。针对数量庞大的中国外汇储备，我们务必树立外汇储备管理的新思维，策划新的顶层设计，加速创新脚步，使外汇储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在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撰写了《中国外汇储备研究——考量与决策》一书，阐述自己多年来对外汇储备管理改革的思考和力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期间，我国外汇储备改革需厘清四大关系。一是外汇储备与汇率政策的关系。在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下，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要加速形成和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加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通过汇率变动来调节外汇供求，促进市场平稳。二是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系。在当前的情形下，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的投放关系紧密，即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外汇储备的应用过程又与财政政策相关。为此，应当深入探讨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储备管理体制与财政的关系，寻到一条优化政策关系和管理体制关系的路径来。三是外汇储备与国际收支政策的关系。国际收支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汇储备的范围和结构，尤其是如何更改长期双顺差以及美中经济的特殊关系。为了有效地管理外汇储备，务必对国际收支有关政策执行调整。这涉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动态平衡。四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可兑换进度的关系。人民币可兑换这一关中国肯定要过。人民币达到可兑换，逐渐形成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降低不必要的外汇储备量，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所导致的有关困难也可迎刃而解。人民币可兑换之后，外资和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渠道将大暴涨加，外资与国内经济、人民币与国外经济的互动性也必然会更深一步加强。为此，我们务必周密策划人民币达到可兑换的时间表，仔细权衡人民币国际化进度中的利弊得失，保证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能给国民导致更大的福祉。■
作者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