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作的核心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假使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足提升，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全会承受非常严重的牵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平稳的最大威胁。
研究显示，绝大部分的外资银行进入可提升本国银行业效率和本国货币当局的依法监管水平，但也有少数案例显示，大批外资银行收购合并本土银行，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使外资银行得到高额垄断利润。这或许是中国对外资入股国内金融机构有股份上限控制措施的原因。
一、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对外放开进度
1．银行业放开程度明显提升，竞争力持续加强
中国银行业放开30年至今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质的改变。银行业放开是渐进、有序的。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时间分界，大差不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放开之初至加入世贸组织前（1979年-2001年）。这一阶段的放开首要是配合国民经济的成长和引进外资，放开措施带有“试点”特质，没有放开时间表。
1979年，中国准许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对外放开的序幕。
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是香港南洋银行在深圳开设的分行，此后沿海区域先行放开，银行业放开持续推动。截止1997年年末，外资银行运营性机构高达164家，四年内增长了90家，资产总额高达380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未知性的影响，银行业放开进度有所减缓。截止2001年年末，外资银行运营性机构为177家，四年内仅增长了13家，资产总额高达450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加入世贸组织迄今（2001年以来）。这一阶段中国认真履行允诺，逐渐放开外资银行运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规模和客户对象规模。外资银行已形成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建行、中行、交行和工行的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人并在国内外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放开相互促进的成就案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经了艰难的探索，先是要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是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要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但是事实证明，假使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不或许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在1999年-2000年将13939亿元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封闭的银行体系和旧的体制机制还在持续地造成新的不良资产。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次改革中，又从工、建、中三大行又一次剥离不良资产合计胜过1万亿元。
这一次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有显著的放开色彩。首先，引入国外战略投资人是放开，在国内外上市也是放开。在国内上市是对国内非公投资人的放开（包含自然人持股），在国外上市是对国外投资人的放开。
假使我们用文章开头讲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五个特质来检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目睹，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经济激励、社会监督这五个方面，经历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大大进步了。至于这些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是否使之形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还须再看一段时间，当下下结论为时过早。
2．证券业的放开度较低，首要制约是商业存在。
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其余金融行业对外放开的经验来说，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助于证券公司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构建行业连续健康发展的机制。目前，应以外资参与高风险证券公司重组为节骨眼，全面推动证券业对外放开的进度，以此助推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即使证券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允诺，但中国证券业依然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对外放开制约性措施的国家之一。
当前，多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均达到了证券业对外放开，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对外资参与证券公司均没有持股比例制约，泰国、印度、韩国等原本的制约条款当前也已全部取消。
很多国内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过国有资本、产业资本或民间资本，但公司治理并没有质的提升，有的公司还达不足合规运营的要求。违规是机构内部人及其所有者获益的来源，但致使法人机构及整个资本市场受损。中国证券业并没有缺少发展的资金，首要是缺少“机制”，缺少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意识。
证券市场功能的丧失才是对国家金融安全真正的威胁。就证券业来说，对国家金融安全最大的影响，在于证券公司大面积的违规运营致使投资人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心。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便是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这类亟待拓展投资途径的机构投资人也不愿投资证券市场，反应了证券业的违规举动已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并对其余领域的改革进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目前情形下，应立足长远，通过引入外资，形成与国内证券机构的良性互动，在世贸组织允诺和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引入国际一流投行、港台优质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国内证券市场，有助于改革证券业的公司治理，提升会计标准和透明度，提升依法运营、依法纳税的意识，引入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升管理风险水平，总之是提升服务水平，使广大中国企业和普通投资人获益。
3．保险业的放开较早，但在市场准入上仍有诸多制约。
2004年12月11号开始，中国依据加入世贸组织的允诺，全面放开保险业对外资的业务和地域制约，除了对寿险公司有外资比例不胜过50%及设立条件制约外，对外资没有其余制约，非寿险公司则除了设立条件以外，没有其余制约，法定再保险比例降为5%。外资保险公司与中资保险公司对比，愈加注重依法运营、连续运营、创新运营、稳健运营，注重加深内部管理和培育企业文化。
即使中国保险业发展快速，但受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基础差、底子薄、整体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保险业的总资产、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准相差悬殊，更更深一步的放开依然是必要的，我们应付出加速这一进度。
二、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与任然不足
民众对风险偏好形成了运用金融工具的两种基本动机：规避风险和投资风险。金融工具的成长致使民众能够利用不同金融工具的特点来规避相应的风险。这些人是风险的卖出者，也就是风险的供给者。我们一般所说的投机商人，则是这些风险的买入者，也就是风险需求。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回避金融风险和风险投机举动可以被看为经济单位的运营活动中又一次分工的现象。经济单位将影响本身运营效益的风险原因通过金融工具，部分或者全部地交给了风险投机商。
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比，中国金融市场仍有很大不足。中国金融市场有很大的改革放开的空间，金融市场的单价发现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上来，金融市场的成长总的上是落后于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业对外放开的脚步的。
三、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可兑换
1．中国资本项目放开已面对国际竞争
资本项目放开的国际经验显示资本管制不是长期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渐进式的放开过程可以给市场和机构适应环境留下充足的调整时间和空间。
一般觉得，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放开的前提条件，比如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放开的政策，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但事实上，资本项目放开与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俄罗斯已经达到了货币自由兑换，但仍对某些资本项目执行管制并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从更一般的意义来看，资本项目放开也并没有代表着什么都可以不管，或者说无条件放开，譬如说反洗钱。
2．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实力和信用加强的自然结果
伴随中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程度持续提升，中国与区内各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加强，区内一部分市场人员、政府官员与学者陆续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建议。需要特别表示的是，资本账户的放开有助于达到货币国际化，但不是必要条件。如英镑、马克和日元早就是国际货币，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账户放开到20世纪80年代才基本完成，日本则更晚。
货币的国际化指货币在国际市场作为计值、结算、流通和储备工具被普遍接受，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有明显比例和地位。
货币国际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货币在周边地区的现钞流通和运用；二是货币形成周边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值、结算和流通货币，即货币的区域化，这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三是货币形成储备货币，达到真正的国际化。
全球的投资人为何愿意持有某种货币并在某个市场投资，首要考虑的是安全、收益、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中国市场和人民币具有这个潜力。
中国的货币市场、债市（或者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要稳健对外放开，使世界投资人可以依据风险和收益的偏好执行充分选择。
货币国际化一般应具备下列前提条件：货币发行国经济和贸易范围较大；币值平稳；政治平稳；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金融市场大体放开，有大量的金融工具、深厚的二级市场、功能齐全的金融机构；该国的中央银行务必实力雄厚。货币区域化的条件相对低一部分。
达到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要以一种放松的心态，顺其自然，既不要大力推动，也不必设置阻碍。要解决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
首先，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将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形成继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指标之后我经济大国的另一标志。
其次，可以促使其余国家持有人民币，减轻中国外汇储备阻力，进而减缓首要储备货币的不平稳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我们的影响。
又一次，有助于减弱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扩大对外贷款和投资，促进贸易发展。
最后，中国可得到适当的铸币税收益。不利影响在于一是为资本账户的放开导致阻力；二是影响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要求中国提升策划和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四、金融业对外放开与金融安全
经济金融的世界化和一体化，致使金融安全承受逐渐增多的关注。受于各国经济金融背景不同，国家金融安全困难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发达国家受于经济实力强、金融市场发达，且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所以其金融安全程度较高，是金融世界化的受益者。但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其控制手段也较多，比如美国，其对于有着共同利益、价值观类似的发达国家、友好国家，放开程度高，对于其余国家，则制约措施较多。而欧盟国家在其区域内放开程度高，对区域外则设置了较多制约。低收入国家受于经济结构上存在缺陷，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处在弱势地位，广泛存在一部分金融安全隐患。
金融放开程度与金融安全程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放开导致影响金融安全的一个原因。金融放开程度高的国家并没有一定金融安全程度低，反之亦然。在本国经济基础并没有稳固的情形下，拉美国家通过大批举借外债发展本国经济，结果致使了债务危机；东南亚国家过分放开资本项目，过分依靠外资，结果致使了货币危机。发达国家一面对外放开，一面通过有效的制约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基础，成功保障了本国的金融平稳与安全。
低收入国家显现金融危机以前，一般会有下方特质：（1）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2）本币事实增值；（3）高流动性资本流入；（4）国际储备与短时间外债比例失衡；（5）汇率制度上，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和缺乏资本市场控制的内在冲突；（6）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风险资产比例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管。
同很多低收入国家对比，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防止金融危机的五道防线：第一同防线是经常账户维持顺差；第二道防线是大批的外国直接投资；第三道防线是国际储备安全水平高；第四道防线是继续维持对资本账户的控制；第五道防线是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首要标志的中国国际竞争力继续维持上涨。从根本上表达，生产力和服务水平的持续迅速提升是金融系统维持平稳的基本前提。更深一步扩大对外放开，使外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更协调地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不但是中国参与经济世界化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平稳和安全的需要。
从根本上表达，中国金融对外放开维持着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只要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成长，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业分配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平稳，我们就要坚持放开。无可置疑的是中国30年的改革放开机会和节奏把握得相当好，是世界一体化进度的最大受益者。即使有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十分友善，但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却为中国导致了FDI大批涌入和各国贸易壁垒广泛减弱的现实好处。伴随经济的持续迅速上涨，中国金融业在如巴塞尔协议、加入世贸组织允诺、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等外部强制衡的条件下，正在逐渐变得有效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才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保障，而这一成果的获得，在外部条件方面的确要感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度。
（一）贱卖论：片面的理解和不必要的担忧
在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过程中，价格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困难。当交通银行、建设银行IPO市净率（P/B值）好于上市前对外资银行招股的市净率时，导致了银行股权能否“贱卖”的争论。依据IPO价格来分析上市前的股权出让价格高低是不科学的。由于，股票价格具有“向前看”的特性，反应了投资人对该企业将来表现的一种预期。对于交行、建行来看，上市前引入汇丰、美洲银行等战略投资人使其余投资人提升了对这些银行的将来发展的预期，进而愿意支付较高的IPO价格。而上市前入股的外资面对三年的战略锁定期，比IPO低的进入价包含了对流动性风险的弥补以及股东与银行的技术转让、系统建立和培训的一连串公司内部价值安排。
在中国银行的并购案例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范围相对较小，得到的收购价格却较高，国有商业银行范围大，得到的溢价水平却较低。这与国际经验是统一的。
中国银行国有股权对外转让应当说不存在贱卖的现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中国银行业提升了综合竞争力，赢利能力广泛加强。
（二）金融基础设施：效率上限和安全底线
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假使金融基础设施的水准低下，那么无论从国外引进的金融服务多么具有创新性，民众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服务依然是低效率的。而这一点往往会被中国金融改革放开的重大成就所掩盖，被民众所忽略。所以，中国金融改革放开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赶紧达到国际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当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基础设施”的阐释比较全面，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归纳为三个方面：法律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
1．法律基础设施。首要包含民商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及相关支付系统等各种金融法律制度。除了严格实施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监管部门仍需要建立预案，以便在显现紧急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保护投保人和投资人，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
2．信息和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能够使市场准则的发挥愈加有效。包含高水平、国际化的会计和审计标准、金融机构的信息精准有效和不错的公司治理水平。这些都能够大大提升一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平稳性，可以大程度提升监管效率，对金融机构实行有效监管，保证金融系统愈加牢固。
3．流动性基础设施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操作的规则，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政策的操作首要包含：首先是各种市场交易系统，包含货币、债券、期货、股票、外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系统能否高效安全；除了交易系统，仍有：（1）支付清算系统和证券托管系统；（2）货币政策工具；（3）公共债务和外汇储备的管理；（4）反洗钱和信息系统。
（三）金融监管：遭遇考验的分业监管
改革放开初期的十几年，中国金融业是综合运营，但结果混乱，致使监管部门决定采取分业监管的方式。伴随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的成立，中国金融业分业运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得以确立。
分业监管部分处理了当时的混乱困难，但伴随放开程度持续加强，这一监管模式承受了世界金融一体化和综合运营的考验。严格区分金融业的运营品种，束缚了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方面创新的活力，而国外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体现于此。如何使中国金融监管愈加有效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困难。
好的金融监管有四个目标：（1）维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平稳与安全；（2）维持金融市场投资人的利益，突出表当下保护存款人利益；（3）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和不错的市场秩序；（4）允许金融业创新活动，允许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以维持并没有断提升竞争力。有效监管的标准是促使金融部门最大限度地高达以上四个目标。
当下，国际上金融监管有几个显著的成长趋势：一是由合规性监管转向导向性监管，即只确定监管目标，中间过程由金融机构在允许规模内自主决定；二是由直接监管转向间接监测；三是由被动式监管转向互动式监管；四是伴随金融服务国际贸易快速发展，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缺乏创新的首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基本属于风险厌恶型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否定多、肯定少。监管过分的结果之一是高成本的金融创新。再加之分业监管自身就具有风险厌恶的特质，差不多不会准许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的新业务品种，这对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成长是不利的。
（四）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次贷危机中我们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首要有下方五条。
第一条，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务必要正确和稳健，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平稳举足轻重。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但是我更强调货币政策，比如说利率、汇率、货币提供量、金融市场，这些大的宏观变量要协调统一，才可够维持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假使货币提供量过多、利率过低的时间很长，就或许造就金融资产泡沫的土壤。中央银行的首要责任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智慧，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批评的在任中央银行行长，是不会在有记录以来站得住的行长。
第二条，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我们知道，新添次贷贷款的时间大约是2002年到2006年这五年。假使房价继续上涨，次级贷款这个游戏就可以执行下去。但是很多不够标准的人借了贷款，其中有很多人管理不了自己的债务，利率和房价的变动就造成了金融风险。我们知道在整个消费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这并没有是说穷人就应当没有房子住，处理穷人住房困难可以用财政政策或者其余的政策来处理。假使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处理了困难，事实上产生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这又一次验证了经济学上所说的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业务必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第三条，受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分相信评级公司。买次贷金融资产的投资人和机构做了适当的尽职调查，但不或许把资产包里每笔贷款都调查清楚。受于信息不对称，投资人和机构只能相信评级公司。评级公司的模型是依据历史报告做的，里面有很多如果，比如对房价的如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如果、对通胀的如果、对利率的如果等。这些模型里当对风险的预期与事实情形相差较大的时机，评级的误差就会很大。这时候，监管当局事实上应当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及时发现风险，但是看来监管当局做得不够，没有及时向市场提出充足的警示。
第四条，风险暴露以后，造成了重大的未知性，很多人没有预期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打击力。该种打击力的传导机制是受于未知性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足够率，损害了全球中心市场的商业银行资本足够率和投资银行的运营情况。
第五条，货币当局的平稳措施持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问题。危机到来之后，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在对待危机的前后立场、态度，以及在救助的及时性、救助的方法方面有些不统一。所有这些不统一，事实上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面要防止危机的扩散，比如流动性紧缩致使利率大程度上升，防止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另一面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不负责任地依靠政府的道德风险。这两者的权衡，是货币当局采取平稳措施中最问题的。
仍有一个问题，假使货币当局介入太多，接受很多有困难的资产做抵押品，事实上影响了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出清和价格发现，致使市场调整期延长，临时掩盖了困难，市场出清和价格发现会放慢。货币当局应当寻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既能够防止危机的扩散，又防范道德风险，还能够最大效率地保证市场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