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中央银行的降准、降息并没有只看基本分析，而且存在平稳市场预计、对冲通货膨胀阻力等“非典型”的降准、降息。
受俄乌事件等影响，我国股市连续下挫，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显现相似有记录以来“非典型”降准、降息的背景，我们无法消除降准、降息显现的机会，但对债券市场难言有好处多头。
案例一：2015年股市下挫，中央银行接连“双降”
2015年6月后面，股市连续大幅下挫，中央银行三次“双降”：2015年6月27号宣称降准+降息、2015年8月25号宣称降准+降息、2015年10月23号宣称降准+降息。
从结果看，三次双降有利于股市持稳回涨，同期也促进债券收益率连续下探。
案例二：2019年特朗普加税，中央银行定向降准
2019年5月5号，特朗普忽然表明，将从5月10号起对中国原征收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到25%，且短时间内会对此外325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
2019年5月6号早上，中国股市开盘以前，中国中央银行宣称定向降准。
即使当中日国股市依然暴跌，但快速持稳进入长期震荡。本轮定向降准促进国债收益率从超调的高点回调，直至合理水平在内。
案例三：2019年降息应付猪通货膨胀
2019年8月后面，猪肉价格一路上涨，致使CPI大幅上涨。2019年10月、11月CPI已经上涨到4%附近，市场造成了“中央银行对抗通货膨胀、缩紧货币政策”的预计，债券收益率大幅上涨到3.3%附近。
2019年11月5号，中央银行向下调整MLF利率5bp，2019年11月18号，中央银行向下调整OMO利率5bp，逆转了市场的减缩预计，债券收益率开始下探。
案例四：2021年降准应付大宗通货膨胀
2021年5月份后面，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生产价格指数同比高达9%前期新高，国常会多次定调调控大宗商品价格，市场又一次造成中央银行减缩预计。
2021年7月，中央银行降准，大超市场预计。中央银行声明称，“通过金融机构传播可促使减弱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本轮操作被市场称为“降准抗通货膨胀”，内在逻辑是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抬高实体经济成本，中央银行通过降准减弱实体经济成本，进而形成对冲。
回归2022年中央银行政策，1月降息后面，我们觉得，该次降息应该是“一次性降息”，即2022年上半年很或许没有又一次降息：此轮稳上涨模式相似2020年流行病应付，中央银行2020年2-3月迅速降息，随后信用、财政政策发力，2020年4月后面依靠的是直接见效的信用、财政政策，而没有OMO降息。
但困难是，新添变量俄乌矛盾后面，局势变得复杂化：
第一，大宗商品价格又一次暴涨，依照2021年的逻辑，存在中央银行宽松以减弱实体经济成本的机会性；
第二，股市连续大幅下挫，依照2015年的逻辑，存在中央银行宽松以平稳市场预计的机会性。
即使美联储加息时点应该尽量规避，但是假使内部原因突出，我们无法消除中国中央银行“以我为主”、“非典型”降息的机会。
对于债券市场，2021年3月提议“债牛已至”，全年看涨债券市场；2022年1月提议“债券市场卖点”，后面债券收益率大幅上涨20-30bp。
站在目前时点，博弈进入复杂化阶段，一面债券市场抢跑基本分析，另一面中央银行“非典型”降息的机会性显现。
但是，假使3月真的有降息，对债券市场也难言方向有好处多头：
第一，“降息前购入、降息后出售”的市场预计较强；
第二，假使降息后面其余政策加仓，比如5年LPR向下调整，地产、信用、财政政策跟上，对债券市场都是有好处空头（正如2022年1月降息后面的债券市场）。
所以，参考历史“非典型”降准降息的经验，即使3月降息机会无法消除，但我们依然保持债券市场看空的方向不变；推荐依据市场情绪改变，选择适宜的久期和头寸。
对于转债，我们觉得稳上涨政策方向异常确定，外部原因致使的下挫提高了转债的配置价值，假使中央银行平稳市场预计，则有利于转债上升。
风险提示：政策改变超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