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伯格两难故事测验

什么是科尔伯格两难故事测验

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系统地扩展了皮亚杰的理论和方法，并创立了持续完善的科学研究手段，他和他的同事经历20多年的实证研究(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提出了人类品德发展的顺序原则及数百种特质。自此发现：道德思维能力是内在于个体身上，并伴随个体的成熟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更改了觉得品德仅仅是社会执行道德灌输结果的传统看法。品德具有个体的主体特质，个体的思想道德品质是个体主动地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思想品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思想品德有本身独特的运动规律，而且显示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不是简单合一的或同一的，而是对立统一的。这反应了民众对品德熟悉的方法论上的转变。

科尔伯格把皮亚杰的研究方法改进为道德两难故事法，他所设计的故事中包含着一个在道德价值上具有冲突矛盾的故事，让被试听完故事后对故事中人物的举动执行评价，他还设计了相当完备的评价标准体系，以期来测评被试道德发展的水准。

科尔伯格两难故事测验的应用

科尔伯格运用的一连串两难推理故事中，最典型的是"海因兹偷药"的故事：

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觉得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近期发明的镭。制造该种药要花很多钱，药剂师索价还要高过成本十倍。他花了200元制造镭，而这点药他竟索价2000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同意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成，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 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讲完这个故事，主试就向被试提出了一连串的困难：这个丈夫应当如此做吗?为何应当?为何不应当?法官该不该判他的刑?为何?等等。

儿童对科尔伯格所编制的两难故事中的困难既可做肯定回答，又可做否定回答。科尔伯格真正关心的不是儿童作出哪一种回答，而是儿童确认其回答时提出的理由。由于在科尔伯格看来，儿童提出的理由(即儿童的推理思路)是依据其内部逻辑结构而来的，所以，依据儿童提出的理由就能确定出儿童的道德判定水平。

科尔伯格采取纵向法，接连测量记录72个10--26岁男孩的道德判定，达10年之久。此后又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世界各国去验证。最后于1969年提出了他的有关儿童道德判定发展分为3个水平6个阶段的理论。下面是科尔伯格有关儿童道德判定各个阶段的界定及其特点。

3个水平6个阶段的理论

1.水平1：前习俗水平

该水准的特点是：个体还没有内在的道德标准，而是取决于外在的要求。他们用来作为道德判定的基准取决于人物举动的具体结果及其与本身的利害关系。

阶段1：惩罚与服从为定向。

个体以举动对本身所造成的后果来决定该种举动的好坏，而不管该种后果对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以为任何一件事只要被惩罚了，不管其理由是什么，那一定是错的。避免惩罚和无条件地屈服力量自身就是价值。如，他们说海因茨偷药合理，由于不偷药，妻子会病死，他要承受谴责。也有的说海因茨不该偷药，由于被抓住会坐牢、受罚的。

阶段2：相对功利为定向。

个体以举动的功用和相互满足需要为准则，开始知道了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像市场地位那样的关系来判定的，知道了公平、互换和平等分配，但是他们总是以物质上的或实用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价值的。交换就是“你帮我抓痒，我也帮你抓痒”，并非是依据忠义、感恩或公平来执行的。如，赞成偷药的举动者觉得妻子以往替海因茨做饭洗衣，当下病了，该去偷。也有的觉得，药店老板发明药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老板是对的。

2.水平2：习俗水平

该水准的特点是：个体能依照家庭、集体或国家的期望和要求去行事，觉得这自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不大理会这些举动的直接后果。这时他们能够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思考道德困难，了解、熟悉社会举动规范，并遵守实施这些规范。

阶段3：以“好孩子”为定向。

个体以人际关系和谐为导向，觉得凡是讨人喜欢或帮助别人而为他们称赞的举动就是好举动。在执行道德评价时，总是顾虑到他人和社将对“好孩子”的期望和要求，并尽量依照该种要求去做。对举动的是非善恶，开始从举动的动机入手来执行判定。如觉得海因茨偷药的动机尽管不坏，但是该种举动是违法的，不该这么做。这一阶段的学生道德判定是以个人的举动能否被同意为衡量标准。

阶段4：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为定向。

这时个体所作判定的依据是相信规则和法律维护着社会秩序，所以，个人应该遵循权威和相关规范去行动的义务。受于情、法、理三者有时很难兼顾，这一阶段的学生判定善恶常会显现相互冲突的现象。如对海因茨偷药为救治妻子，这合乎情理。但偷窃举动又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偷药又是不应当的。这阶段学生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并要求别人也去遵守。

3.水平3：后习俗水平，又称为原则水平

该水准的首要特点是：个体付出在脱离把握原则的集团或个人的权威，并没有把自己和该种集团看为一体，而是以广泛的道德原则和良心为举动的基本准则。想到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严，其道德判定多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

阶段5：社会契约为定向。

个体开始熟悉到，法律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由大家商定的，也可以因大部分人的要求而更改。在判定好坏时，觉得只有兼爱的举动者才是道德的，错误的举动可以依据其动机是好的而减轻对其责难的程度。但并没有由于动机不错而将其错误的举动也看成是正确的。如他对海因茨的举动表明同情，并愿出庭为其辩护，请求减刑。有的发问：法律同意老板不顾人的死活赚钱，对吗?他们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某种道义职责，对于社会上的其余成员也同样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阶段6：以广泛的伦理原则为定向。

以人生的价值观念为导向，对是非善恶的判定标准超越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以正义、公正、平等、尊严等等这些人类最一般的伦理原则为标准执行思考。并依据自己所选定的原则执行某些活动，举动完全自律。如，他们对海因茨的举动表明赞许，以为这是对同意药店老板牟取暴利的一种反抗。人的生命比财产更宝贵，为了救人危难，甘愿蒙受屈辱和惩罚的举动是高尚的。该种熟悉击穿了既存的规章制度，不是从具体的道德准则，而是从道德的本质上去执行思考与判定。

科尔伯格两难故事测验的评价

科尔伯格依据自己的大批研究，得出结论：0--9岁儿童属前世俗水平；9--15岁，多属习俗水平；16岁以后，一部分人向后习俗水平发展，但高达的人数很少。科尔伯格觉得，该种发展的顺序是由低级阶段依次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该种顺序既不会超越，更不会扭转。个体在某个发展阶段，首要运用某个阶段的推理，而同期运用其余几个阶段的推理。

但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科尔伯格所做的很多实验研究发现，该阶段理论与儿童道德判定的事实情形并没有完全吻合，如只有少数成人(甚至大学生)高达阶段5，高达阶段6的更是少见，在儿童道德判定中存在着某些回归现象等等。所以，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科尔伯格对其理论执行了修正，增长了一部分"过渡阶段"，如阶段1和阶段2之间存在过渡阶段1/2，阶段2和阶段3之间存在过渡阶段2/3等等。但从整体向上瞧，他的基本阶段模型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