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策

应急对策：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导入资金，处理流动性。首先，政府对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执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恢复后赎回资金，假使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深陷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导入资金，增长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加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余银行拆借。依据测算，美国大概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处理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会要处理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中期对策：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跌，是世界高度重视和着重处理的困难。处理的办法，依然是增长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渠道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各国政府都起步了增长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减弱准备金率，增长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问题企业和问题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加强动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当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机会，推动并购重组，推动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白宫，除了起步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动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处理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困难，健全金融制度。

长期对策：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首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伴随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显现世界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批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逼宣称放弃“美元本位制”，实施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称实施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即使美元不再承受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更改。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首要发行者，本应当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加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胜过国内生产总值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胜过国内生产总值60%。美国白宫欠债胜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类金融指标的狂涨代表着大批的泡沫，必将导致金融动荡。从宏观向上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导致。所以，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觉得，将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当是欧元、美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施相对平稳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施“G本位”——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本位。即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当大差不差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维持合理的比例。

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以往150年世界经济史的启示是：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世界化，以平稳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世界化则是经济世界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局性公共产品，多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就会显现大的困难，需要执行调整与或重组;金融世界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世界资源执行跨期配置的市场机制，其危机代表着经济世界化的危机，其崩溃则代表着经济一体化的解体。

19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体系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世界化自此得以全面推动。实际上，这一体系为我国的改革放开给予了最理想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成长使我国融入世界市场，受益匪浅，形成上涨最强势的大经济体。只要国际金融体系再平稳三十年，我国将形成最大的收益者，将胜过美国形成第一大经济体。经济世界化的倒退将直接威胁我国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所以，我国主动与积极地参与防止国际金融体系恶化与崩溃。

对于我国，这次危机的意义在于：世界金融市场的不平稳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大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世界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对的局势类似，我国将必须承受保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改变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或许非常重大;我国的金融改革很难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高达，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务必与更改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困难在于：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或重组?怎样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与博弈逐渐扩大我国的利益边界?如何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大调整中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时间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

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将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改变，策划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目前开始布局，逐渐建立与扩展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充足的成长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欧美有关目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部分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无助于我们逐渐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有记录以来，两种选择均有前例。二战之后，欧洲从1950年代初欧洲重建期间的煤铁同盟开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可能建立货币共同市场，直至本世纪初欧元区的确立，都沿着富裕远见的长远战略思路逐渐推动，其中不乏反复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终如一，终于使欧洲市场相对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或许形成修正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则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阻力下，日本开始放开金融市场。但日本当局真正关心的是维护原有的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长达十年的多轮会谈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盘思考，未能建立一个平稳与动态的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变。二十多年来，日元汇率大幅增值、日本金融体系危机、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处在长期萧条都与之有很大的关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计，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从助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将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以我为主，提出一连串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的战略构想。只有这样，才可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并非是冲突的、整体的并非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马上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的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不可否认，在当前，形成并提出国际金融的战略思路有诸多难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依靠、固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行政当局缺乏研究将来发展的内在动机、内向型格局与求稳心态、缺少系统的长期研究等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跨越，核心在于制定人的前瞻眼光与政治决心。

我国短时间对策：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攒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积蓄余额的比例大差不差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资金来源，但是，该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买入力，并没有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伴随将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买入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积蓄偏好，同期也有将积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但是，国民财富不但显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当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当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机会。但是，财务投资并没有应当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着重。假使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长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将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利。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金融市场的强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长国民财富给予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期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急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显示中国参与世界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面，双边会谈到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应激励对欧美大型金融机构执行战略投资。尽管中投公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部分批评，但在当时情形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范围进入市场的试水。应该将其纳入国家方面的双边会谈，与目前欧元兑美元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执行一比一匹配投资，快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有关、当前深陷财务问题、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执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充足数额，通过相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国外的产权交易。在同欧元兑美元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期，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制约。

还应激励国内企业及其余机构吸导致达国家的各种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就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马上在华盛顿举办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到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督促中国、日本及OPEC等国分摊许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显示了支持平稳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立场，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世界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减弱道德风险的机制，比如，积极的多边参与或许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该种约束受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阻碍，很难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种制约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余领域清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我国中长期对策：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平稳性已形成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依旧人类社会，系统风险均为一种广泛的现象。它是一种平稳均衡退化到其他较劣的平稳均衡的状态或过程。比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余植物共生，处在平稳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胜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余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显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领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多部分，导致系统性风险。

物种多样性则是消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首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很难避免。所以，人类务必持续创新，供应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范围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形成最首要的国际货币，在此之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历三十年付出才达到单一货币的目标。当前，欧元区的经济范围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首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运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比例。欧元区的显现造成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给予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给予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然而，欧元的根本困难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只有成员国遵守允诺的道义约束，而目前为止首要国际货币却均为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另外，尽管发行欧元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策划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中央银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施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及相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长)。所以，欧元的前景仍有很多不确定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巨大改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于将来三十年左右高达美国的范围。到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当前中港台三地的经济范围总和胜过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7%,靠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将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或许胜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会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供应强有力支撑。另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或许降到50-60%，欧元的比例大差不差提升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该种局势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分负荷，减弱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分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高达“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依据欧洲的经验，当下就应策划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渐落实。以前我们觉得，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早执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核心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差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渐融合。名义上，港币的平稳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实际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平稳，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没有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处理之上，逐渐实行。

人民币运用规模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目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运用边界。比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日中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或许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激励周边低收入国家采取人民币执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成长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取人民币供应，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买入。

扩大人民币的资本交易边界。区域货币务必由有深度和动力的金融市场供应人民币计算的资本品交易。在这一大框架下，研究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税收、透明度、产品、机构等方面改观，以及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支持，还可思考香港-上海亚洲金融市场轴心的建设与互动。

以往三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受益于经济世界化，但是，我国又受限于既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经济边界、贸易边界与金融边界极为不相称。从根本战略利益出发，我国应与国际社会一起，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崩溃，阻止经济世界化扭转。同期，也要及早开始战略布局，为将来发展拓展新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