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品(Merit Goods)理论最初是由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在1957年的《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A multiple theory of budget determination)中提出来的，他将有益品定义为“通过策划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而提升生产的物品”，这代表着有益品首要是由国家供应的。马斯格雷夫举例说，有时候，老百姓宁愿买入第二辆汽车和第三个冰箱，也不愿意让其孩子接受充足的教育。相对有益品来说，有害品(demeritp(d8)是那些政府为了减弱消费而征税或禁止的物品，比如烟、酒和毒品。
简述
1959年，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中再一次表示，有益品是指对消费者有益但受于消费者的无知而消费不足的物品。教育是一种有益品，国家务必促进有益品的消费。由于个人或家庭或许忽略教育的福利，或不理解教育的价值，或很难预见教育投资决策的意义，因此不愿意投资教育。但政府比个人或家庭拥有许多的信息，比个人更能理解教育投资的意义，所以更能洞察将来，在投资教育上的决策也就更明智。
1989年，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马斯格雷夫列举了政府采取措施纠正个人选择过程中的错误的一部分情形，如对儿童或智障者的选择执行指导，供应教育服务，依据多数原则策划预算决策，以干预少数人的偏好。对有益品执行政府干预或许将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选择造成某些制约，所以，务必审慎定义有益品(和有害品)，由于它们或许形成集权主义的媒介。
马斯格雷夫早期对有益品的定义“干预个人偏好”和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之间存在冲突。但近期十多年来，有益品概念有了新的成长，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民众对私人物品的支付意向(消费决策)和表达的对于公共物品支付的意向，结合偏好和支付意向对有益品执行了从新定义，觉得有益品是政府通过策划干预个人“支付意向”的政策而应当供给的物品。这个定义更清楚，由于“偏好”的意思有时是模糊的，有学者甚至觉得在执行经济学研究时应关注“支付意向”(或“选择”)并非是“偏好”。
有益品理论与信息不对称
在有益品理论讨论的早期，经济专家觉得，错误的或遗漏的信息是政府供给有益品的理由。在马斯格雷夫的时代，政府在父爱主义的指导下供应有益品，首要是受于老百姓缺乏有关的信息。Head(1969)特别提出信息不对称，以证明政府供给有益品是合理的。他觉得，消费者或许缺少对有益品执行正确选择的基本信息。但信息悖论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收集充足多的信息是不或许的。为了消除政府对有益品的干预，个人应收集多少必需的信息? 民众在执行消费决策时并没有一定能了解有关的信息，国家就一定能了解吗?只有国家敢肯定比大部分人更了解有关的信息，才有达到帕累托改观的可能。有学者觉得，政府政策对有益品的干预使消费者损失了自由。所以，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国家应当供应充足的信息并非是供给有益品，供应信息的成本必然差于由公共部门来供应有益品。对有益品来看，信息不对称的确是由国家供给的一个原因，但供给信息更便宜。而且，供应有益品的信息对自由的伤害比供应有益品自身要小。同期，我们应顾虑到，即便对不属于有益品的私人物品来看，有效地交流信息也是相当问题的，由于在竞争激烈的私人物品市场，生产私人物品的公司有机会会隐瞒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有益品理论与功利主义
有益品能否与功利主义的个人偏好优先这一基本经济原则统一?它与功利主义是兼容的吗?假使能够证明有益品的供应独立于消费者需求会提升个人的效用，那么，有益品概念就能进入主流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的视野。
Mann(2006)觉得，理论界应执行这一试图，由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基于功利主义而婉拒国家作出与供应有益品有关的政策干预，该种理念与实证结论之间存在差距。以教育政策为例，对学校供应补助，甚至供应义务教育，并没有在基于功利主义的古典福利经济学框架内。当前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导致的逻辑结论使我们很难提出是父母并非是孩子们自己应当为孩子们接受教育承受责任，所以也不能证明国家的干预是合理的。另一面，我们知道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促进了经济上涨。义务教育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这方面的凭证比比皆是，以至于入学率常常被用来作为教育政策成功的一个独立变量。
依据古典的单一效用框架，只有当一个人或许推断个人的选择反应了其最优的偏好时才符合效率标准，但假使一个人显现了两个或许多竞争性的偏好函数时，就很难达到效率。Brennan和Lomasky(1983)觉得，有益品的供给和功利主义方法论并没有冲突，由于一个人或许有一个以上的偏好顺序。Brennan和Lomasky为了处理有益品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冲突，引入了分开的偏好结构(partedpference structures)框架。
有益品与三种偏好顺序
有益品与三种偏好顺序——市场偏好、反应偏好与政治偏好
Brennan和Lomasky觉得，单一效用框架不足够解释真实世界的民众执行选择时的真实施为，并提出所有人都有三种偏好顺序且三者之间是统一的看法，这三种偏好顺序可以归纳为：市场偏好，反应偏好和政治偏好。市场偏好一般如此表达：“我要……”；反应偏好一般是：“我想……”；政治偏好是：“社会应当……”。
市场偏好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唯一偏好。非常显著，市场需求能够反应市场偏好。市场偏好可以依据观察到的支付意向(也就是消费模式)很好地衡量。
反应偏好反应了民众内心的想法，在交谈或访谈中他们或许会说出来。市场偏幸亏现实中会有直接的结果，但反应偏好不会。比如我们常说的“精神信仰”(moral beliefs)或“伦理偏好”(ethical pferences)。
第三类偏好是政治偏好，它们通过投票举动、党籍或其余政治活动表达出来。从长期来说，投票结果反应了政治偏好。但我们不太清楚(也很少研究) 市场偏好多大程度上反应了政治偏好，以及政治偏好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偏好。Brerman和Eomasky以及后来的学者通过一种简单的计算得出结论，觉得在某些情形下，投票支持反应偏好并非是市场偏好或许是理性的，这会致使政府供应那些在市场上不“流行”但民众“想要”的物品，即有益品。所以，政府供应与消费者的反应偏好或政治偏好统一的物品并没有妨碍功利主义的方法论范式。这些学者更深一步表示，功利主义的有益品和父爱主义有益品之间的差别是：父爱主义的有益品是国家在没有政治支持时供应的，而在政治上得到支持供应的有益品是功利主义有益品。
Mann(2003)研究了德国有机食品的偏好，他将德国的有机食品分给市场偏好、反应偏好和政治偏好来分析。 谷物是德国最重要的有机产品，其次是土豆、蔬菜、水果和牛奶。德国有机食品市场在1990年代开始平稳上涨，2001年后政府干预对有机农业的助推致使其增速上涨。德国政治对消费者在传统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选择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依据面积大小对有机农场主的土地供应补助，而联邦政府通过与食品零售和消费者协会的合作来创造和分配有机农业的配额促进有机食品的营销。假使政府不支持有机农业，德国有机食品的市场偏好有机会比其自身该有的更少。
从反应偏好来说，90％的消费者要求政府补助有机食品的生产。有机农业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首要是在食品生产中禁止化学肥料和大部分杀虫剂的运用，消费者十分赞同该种对农业本质的回归。调查表明，从非常不重要(“1”)到非常重要(“7”)，新鲜、自然肥料、没有化学物质、没有基因技术和质量上乘的得分均在“6”以上。有机食品的这些“正面形象”是反应偏好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受于有机食品让人认为生活是高质量的，由反应偏好所表明的需求要远远好于其市场偏好。
相对市场偏好和反应偏好，学术界对德国有机食品的政治偏好的注意力要少。2001年1月，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部要员Karl-Heinz Funke被绿色政治家Re-nate Kitnast取而代之。在农业转向政策的指导下，Kunast予以有机农业一连串的财政支持，如向准备转向有机农业的农民予以补助，提升对有机农业的农场主每公顷用地的补助，引人生产有机农业产品的执照，这些政策助推了有机产品价格的下滑，使其价格差于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此政策仅仅实施100日后，一个研究机构公布的报告显示，新政府的支持率高达了65％。一年后，欧盟农业共同政策的支持率在德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从来没有过的55％。口头调查表明，当问消费者能否支持国家补助有机农业和如何评价这一政策时，多部分人认同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由于有机食品质量好，特别是有助于健康。农业经济专家的传统看法是对有机农业的政治支持是有助于环境的。但对德国的消费者来看，有机农业有助于环境的看法并没有那么重要，支持有机产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比传统食品更健康，这不仅表明消费者想要更健康的饮食因此支持政府对有机农业执行补助，也表明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应当由政府补助的看法已深入人心，健康已形成了某些有益品的重要内容。
从德国的案例来说，对有机农业的补助表明市场偏好(观察到的支付意向低)很难反应政治偏好，但反应偏好对政治偏好有强烈的影响。Mann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觉得德国人对有机食品的反应偏好表明他们很喜欢有机食品，但是，他们对低价格食品的市场偏好依然压抑了有机食品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上，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表明出非常低的支付意向，其支付意向与他们所表明出来的反应偏好是不统一的，消费者觉察到了该种冲突，他们通过赞同补助有机食品的政府政策来处理这个困难。
一旦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政治偏好就像市场偏好一样有效时，有益品的概念就不仅仅只对理解事实的选择有帮助了，可以说，致使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上升的政府干预政策均为有效的。德国的有机食品仅仅是一个例子，在食品部门内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余例子。
参考资料
[1] 龙缘网 http://cn.qikan.com/Article/cjkx/cjkx200812/cjkx200812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