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漠的铡刀

基本简述

休漠的铡刀

其实戴维·休漠很早以前在其《人性论》里就写下民众不能从“是”推断出“应当”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表明凭其本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涵其余事实的描述性表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这个命题已经贴切地被命名叫“休漠的铡刀”。“休漠的铡刀”在他之后的年代一直都不缺乏拥护者。对二十世纪社会思想造成深刻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就坚持对休漠在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之间所做的区分执行严格的考察。他警示说，社会科学家会滥用他们的态度，假使他们作为科学命题提出什么是真实的，这导致他们个人的偏好或政治上的分析。社会科学务必完全免除价值分析。韦伯为在形成现代社会社会科学的特质的在人的个人立场和人的职业的或学者式的立场之间的二分法准备了基础。韦伯鼓吹社会科学有解脱估价的机会性，另外，解脱估价对他来看并没有代表着对人类的估价不或许加以理性的分析。相反他力争有关估价的讨论不仅是或许的而且有最大的效用。在经济学中有关规范和实证的讨论从来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困难。

依据萨谬尔森的意见，所谓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是描述经济中的事实、情形和关系。而这些困难，只有通过诉诸事实才可处理。实证分析是我们为适应世界而正证实识世界的一种有效的逻辑手段。我们在此需要区分实证分析与实证主义。他们的区别在于，实证主义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过于推崇或过于自信，所以才被形成实证主义。该种对实证分析的过于推崇与敢肯定，是相对于规范分析来说的。

统一答应是个非常有成效的思想，可以说预示了经济学中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该思想坚持觉得所有社会现象均为相互依靠的：一个时代的宗教和哲学的倾向；其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其技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导致并排而立，而是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由相互作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过程，某一部门的任何深刻的改变都与其余部门的有关改变相伴随，或者在先，或者在后，或者碰巧同期发生。孔德的实证方法，是归纳法的先导，曾被看作是得出一般结论的唯一合适的方法，但是，一旦从特定经验中得出一般结论，它可以依照演绎法加以检验。有关经济学，孔德对其加以批评，觉得经济学存在自身损坏了前者，而经济学的方法则不能满足后者。

历史背景

休漠的铡刀

在马克思的时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N·W·西尼尔；在当代，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混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依然宣布“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分析”。所以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在经济研究中只承认实证分析的结果，而不承认，起码是尽或许地排斥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其实，在相关经济学方法论中实证和规范的关系困难上，赫伯特·西蒙持有如下看法，“经济学的心脏地带，是对国际经济、国民经济及其市场所做的规范性研究……。想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指这个心脏地带。……具有政策倾向的全部规范经济学，诚然有着一套让人难忘的描述性理论，或称“实证”理论”。其实森有关“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价值分析的看法更具有实践意义，森觉得“假使一项价值分析被觉得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环境中都可以应用，那么它对一个人来看就可以叫做“基本的”，否则就是“非基本的””。只要一项价值分析是非基本的或非纯粹的，有关价值分析的辩论就会采取一种求助于事实的形式，而且有利无弊，由于处理有关事实的争论比处理有关估价的争论有着较为坚实的传统。

接下去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与规范困难。在多数学者当中，特别是承受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中，存在一种分析，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导致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是这么强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等地对待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清晰地反对实证主义。马克思当年，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但是他显然十分重视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宣布:“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的确，最少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机会，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执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当下为止，该种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地点是英国，所以，我在理论阐述上首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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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这部叙述资本主义运行内在机理的学术著作中，首要阐明历史过程的“是”与“会是”，而差不多没有叙述有关“应是”的命题。但是民众并没有能自此推断他是排斥规范分析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许多的仅是去诠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诚然在方法上也许多的运用的规范的定性分析方法。表现出的该种过多倚重甚至迷信规范分析方法的原因，其首要依据大多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即“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务必用抽象力代替”。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经济学导致提倡和注重规范分析，是不对的。精准地说，“抽象力”，或曰抽象分析并没有否认实证分析，由于数学自身就是一种高度抽象，是逻辑的最高层次。马克思历来也很重视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人都必须承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期代的经济专家对比，马克思是经济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分析是相当实证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了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仍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以及大量的统计图表。有人甚至觉得：没有数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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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个期间内，民众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立场，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改革放开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普遍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就在此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困难上，显现了此外一种片面倾向，该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如何正证实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形成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困难，并有大批的论著问世。“两个范式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现实情况是，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承受忽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一下一部分突出的困难，“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水平的教员比较缺乏……，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

在事实学习中，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脱离事实，意识形态的意味太重等形成大家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理由，上述这些观点与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情形的，但是这些表面的分析形成远离、甚至厌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由事实上代表着对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有关抽象和具体、实证与规范等基本范畴的理解过于粗浅。在“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这两个隐喻的分析部分已经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待这两个范畴的科学立场。其实有关这两者的争论后面隐藏的是对有关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更为一般的关注。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不仅使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长期处在“学术与政治”的现实语境当中，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时充当错误政治和政策的辩护工具，这些都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的话语方式下的确致使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相关意识形态的讨论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受忽略和攻击的首要原因。由于解脱意识形态的统摄而独立就是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渠道”被多数学者看为方法论前提。“很多社会科学家坚信：有效应用的最佳渠道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和理论建设，免除意识形态和哲学争执的干扰。……社会科学在以往几十年的进度就是由自然科学的模式这样引导的”。其实，合理的评价的积极参与，从根本上表达来，是认识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它正是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之一。其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结束”，一部分是出于一部分学者的善良天真，许多地是出自“意识形态的掩饰”。……他们心目中的结束，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对世界的占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

D·麦克雷表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广为人知的这类词语包含‘平稳的民主’、‘发展’、‘人均福利费用’、‘事实国民收入’、‘社会流动’……这些词各有其社会价值评判的涵义。然而，我们可以小心地讲出它们来，就像它们没有那种涵义似的”。其实，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这个难题出路不在于“告别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作出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无数的事实表明，经济专家在研究、解释和尝试处理经济困难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态度，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应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分析。“一般地讲，经济专家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专业能力……在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运行的”。凯恩斯也曾公开表明：“假使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意识形态是系统地直接反应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系。经济学和其余社会科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比如，伦敦大学奇克教授说：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定阶级意识、价值观念系统的集中表现，它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碍民众高达客观的科学认识，有的则需要和有助于客观的科学认识。J·C·豪尔绍尼觉得“价值分析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专家所做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做出的分析”。

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困惑。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适当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马克思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学者把他“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简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的反映，能更好的回答该种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随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们如此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期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和解说某些政策，已经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去了“过多的侮辱”。

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该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但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理论研究的批判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假使只赞成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不赞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论，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在讲授和学习马克思经济学时完全无需回避它的意识形态性，处理困难的核心在于直面这一困难，在于如何结合新的经济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从整体的联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执行创造性发展是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面对的核心困难。

经典隐喻

休漠的铡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相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经济学方法论是有适当的层次性的，它既包含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相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有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含反应着经济科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力争经济理论务必着眼于个人立场和举动或者集团举动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假使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普遍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很难在当时造成和得到深化；假使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或许获得长足的进步。此外，一种学说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承受某种方法论的制衡或支配。尽管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立场。

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逐渐增多的看法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如果执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产生了太多本不应当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该种由于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产生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的”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的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困难，事实上首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困难。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达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的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不能对马克思总的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产生对劳动价值论的巨大争议。

这个例子的引入并没有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尽管很多时候该种比较是必要的。由于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同之愈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事实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执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立场，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某种立场作为标杆，而是在该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表示，他的理论完全包含在前六章中，而首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导致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保证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该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得到大量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质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进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差不多不依附于除了从它自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造成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执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该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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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表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造成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很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如此的逻辑了。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自身并没有困难，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表明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该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期代的经济专家所差于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如果是一个最广泛、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自身的重要性并没有在于他们能否精准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部分让民众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李嘉图的该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类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运用“理想类型”的概念。尽管名称这样，但是它并没有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运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没有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质并丢弃其余的特质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显现困难的地方在于把该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表明了李嘉图采取该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表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该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首要表当下，“该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依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东西去解释错综复杂的现实却是一种“恶习”。如何避免该种倾向呢？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的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把该种方法归结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上升到经济范畴复杂规定性的过程。马克思觉得，“假使想不经历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依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李嘉图企图在价值形成的逻辑方面上直接表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这一分配困难。）……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恐怕能求出化圆为方困难更问题得多的困难”。李嘉图的错误就在于尝试把“方”直接变成“圆”，在阐述方法上缺少历史的和逻辑的“中介过程”。受于“中介运动在它自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从本质到现象转化的“中介”和“中介过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