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指数

简介

英文名称：Happiness Index

近年来，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假使说国内生产总值、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形成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一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面，它可以解析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原因，它是社会运行情况和群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民众也广泛觉得：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映：是挂在人民民众脸上“指数”。指标分类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含生存情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情况、医疗情况、教育情况等)。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含精神紧俏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解析

美国的经济专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

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达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

分析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

假使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当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表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依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假使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依据得数来分析，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种感觉，它的大小与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欲望是求得满足的愿望，它是由一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的，每个人的欲望因观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层次不同，所以在与处一种环境中，幸福与不幸福就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方程式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分析。

假使想评判若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欲望的五个层次来划分。这五个层次，你想高达几层，而你当前又高达了几层，假使你想的却仍有几层没有高达，那你就是个不幸福的人了。假使你高达的已经胜过或者等同你当前得到的，那你就得个幸福的人。理解与诠释

1、提升幸福指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冲突。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看法看，幸福首先是价值，并非是效用。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力争“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从新理解幸福困难。抓住了困难的总根子。

效用导致一种中间价值，是达到价值的中间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质。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冲突还不显著；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产生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国内生产总值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冲突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产生了一个思维误区，疑似幸福困难只能在再分配领域处理，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处理。黄有光就是该种思路的代表。

事实上，再分配的确是提升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表明幸福，才可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把国民幸

2、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冲突

接下去就造成了第二个困难。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困难。现有指标设计容易深陷一种误区，用反应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执行比较。

实际上，国外大批统计测算显示，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处理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处理发展困难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有关关系比较显著。而在处理自我达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后，效用与幸福的有关性显著降低。

假使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应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产生混乱。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执行评价。对于率先达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3、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幸福指数设计上或许显现的第二个巨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起码是忽略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没有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看法），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该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高达社会幸福该种宏观效果。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一说个人快乐，一是把它不正值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处理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处理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补由人的异化产生的种种社会冲突。

倒过来说，假使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人忍受痛苦，社会才可幸福”的结论里，如此的国民幸福指数和目标状态，在世界化。试探

A.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B.刚泡的老人乌龙茶

C.浓浓的美式热咖啡

D.热腾腾的珍珠奶茶

E.一杯纯净的白开水

解析

选A：属于“煞到对方很甘愿型”，当前的幸福指数55％：这类型的人很单纯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欢上对方就会认为自己超幸福。

选B：属于“你浓我浓分不开型”，当前的幸福指数80％：这类型的人，幸福的定义就是跟自己最爱的小孩在一起，该种感觉很窝心，他当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依旧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静的享受。

选C：属于“欢喜冤家捶心肝型”，当前的幸福指数4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对方彼此却很相爱，常常会拌嘴斗嘴，然而心底彼此的分量依旧很重的。

选D：属于“只羡鸳鸯不羡仙型”，当前的幸福指数99％：这类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沟通，两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对方一个眼神就能了解。

选E：属于“想喝忘情水忘记一切型”，当前的幸福指数2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独立、聪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指南

1、不要以和人对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有别,才使每个人显得特别；

2、不要以别人看重的标准设定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

3、不要将最贴心的人和事物视若诚然,牢牢把握它们,如同对待你的生命；

4、不要由于沉腼以往，或憧憬将来而使生命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此刻、活在现在，你便活出了生命的每一天；

5、不要怕遭遇种种危险，只有接受风雨的挑战，我们才可学会勇往直前；

6、不要托词真爱难觅而将爱拒之门外。得到爱最快的方法是付出爱，失去爱最快的方法是对爱紧抓不放，留住爱最好的方法是为爱插上翅膀；

7、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没有梦想就没有了期望，没有期望就没有了目标；

8、不要行色匆匆地走过人生之旅，否则你不仅会忘记曾在何处，也会忘记将去何方；

9、人生并不是一场赛跑，人生是一次旅游，沿途每一步都应细细玩味。影响幸福感的原因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形成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许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受于社会学家和经济专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许多的揭示。

应当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承受很多复杂原因的影响，首要包含：经济原因如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原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原因如性别、年纪等；文化原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原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立场、个性特质、成就动机等；政治原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另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很多分析方面，首要包含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原因和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中，下方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方面来说，其成员的幸福感将承受他们心理参照系的巨大影响，比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受于缺乏与其余社会之间的比照，即使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受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或许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放开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打击，开始了外在参照，所以，其成员的幸福感便或许呈现下滑之势，由于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承受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民众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民众对于本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假使民众意识到的本身成就水平好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造成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假使民众意识到的本身成就水平差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接连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该种源自人和物的牢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造成主观幸福感的基础。所以，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情况或收入水平之间仍未呈现出简单的正有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经济情况不好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以往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首要原因在于，改革放开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显著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许多是作纵向比较，与以往的生活水平对比，较容易造成满足感。近期10年，社会结构转型增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刷新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特别是贫富差距彰显；在社会心理方面，伴随生活条件渐渐改观，民众需求层次日益提高，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所以，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升了；而受于资源相对匮乏和竞争加重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速，民众的各种阻力感大暴涨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民众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民众对社会困难的关心更看好于与民生相关的领域，民生困难形成大部分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困难。该种关注着重的改变，反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分析。而对于民生困难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应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民众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造成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民众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显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加强，进而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世界"幸福指数"排名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最近发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数据》，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排名第20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名，美国排在114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小。 前10位国家里有9个来自拉美。其中哥斯达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对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有76.1分，远远抛离第2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名，是前10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情况比上世纪60年代还恶劣，由于尽管预期寿命和幸福感增长了，但程度远差于对自然资源过分开发的涨幅。其美中国、中国内地及印度整体评分均差于20年前。但相对污染度达到9.4分、排第114名的美国，中国内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跻身前20位。香港居民预期寿命达81.9岁，满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却有5.7分，所以只排在第84名。 津巴布韦受于预期寿命及满意度均差于其余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故位列榜尾。

什么是幸福

"新经济基金"成员马克斯说，"幸福星球指数"有助助推大国观念转变，发达国家政府应放弃将幸福感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宏观经济数字联系一起的做法，而应将注意力汇聚在"长久、幸福和故意义"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标准

数据对世界143个国家和地区执行"幸福星球指数"的排名，衡量标准是依据多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多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产生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差不多均为中小型国家。

部分排名

排名 国家/地区 幸福指数

1 哥斯达黎加 76.1

2 多米尼加 71.8

5 越南 66.5

20 中国内地 57.1

49 新加坡 48.2

68 韩国 44.4

75 日本 43.3

84 中国香港 41.6

108 俄罗斯 34.5

114 美国 30.7

143 津巴布韦 16.6政策意义

一、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

在考察群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民众对自己的主观幸福情况作出直接的评价。该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或许有适当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当中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由于，幸福体验的个体特质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质则决定了不同文化环境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执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此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国外早期的幸福指数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陷阱”维持了充足的小心。他们宁可将幸福感界定为满意感，以保证幸福指数研究的可操作性。于是，总的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比如，经济情况、工作情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形成考察幸福感的首要指标。该种研究思路显著承受了上世纪中期风头正劲的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本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此外一部分研究者尝试从情感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受于情感原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仍有一部分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达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达到程度作为衡量民众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御、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紧密有关的要素形成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总起来说，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质，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部分研究者所意识到，所以近年来显现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付出，但至今仍没有获得让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觉得，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该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看为反应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方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看法。依据这一看法，幸福感是由民众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民众的需求价值等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个体对本身存在同发展情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该种体验并没有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得到的某种切实的、比较平稳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民众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该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承受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显著的文化特质。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应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群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期间主观生活质量的改变程度。依照如此一种研究思路，我们采取逻辑分析与原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编制了适合目前我国群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足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依据适当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总览可以得到反应特定时段群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假使我们以某一年对群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它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对比，就可以得到体现群众主观生活质量改变程度的幸福指数。

二、幸福指数在政策上的内涵与意义

幸福体验是否形成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核心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群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依照该种理论，民众的幸福感比较平稳地承受人格特质的影响。比如，一部分实证研究显示，外向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极大，外向性格与积极情感呈明显正有关，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有关明显。假使该种解释成立，那么群众的幸福感则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人格决定，政策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此外一部分研究者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执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有程度与群众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有关，有关系数大差不差在0.60-0.70之间。即使这一研究结果并没有能推断民众的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决定着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起码可以启发我们：一个国家能够为群众供应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群众的幸福体验息息有关。而群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在我们如此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党除了员工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民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什么时候候都把民众利益放在第一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类政策策划的过程中，必然把为群众谋幸福、为群众供应尽或许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价值标准。目前，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集中体现了政策策划中所坚持的该种价值取向。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将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群众的生存需求、能否能够为群众供应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能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说，以往将国内生产总值这类反应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致使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近年来民众尝试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应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指标。一个运作不错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之间获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依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应该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期，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又一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根据。在我国，政策策划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民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检验我们各类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同意不同意。人民民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策划和调整各类政策的根据。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依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该紧密关注各类巨大政策对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行情、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情况，充分考虑发展的进展、改革的强度和群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形成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群众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群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假使依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将“和谐相处”也理解为群众的一种基本需求，这就代表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中，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群众可以通过本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成长。根据体验论幸福感的看法，幸福感体现的是群众对本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统一性。

三、要避免对幸福指数的理解误区

从目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说，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或许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部分认识上的误区，应该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应该避免将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看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没有一概排斥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为靶子的，但觉得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依然被觉得是体现国民经济上涨情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攒和群众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为基础，也就谈不上群众的幸福感。国外有研究者发现，在以往的40多年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增速上涨的趋势，但美国群众的幸福感却差不多没有显著的改变。有人借此便笃定，收入和财富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该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做如此理解：在群众的需求和欲望呈上升趋势的态势下，正是受于国家的财富在持续上涨，才致使群众的幸福感保持在适当的水平。西方的一部分研究还显示，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是以西方社会较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居民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在我们如此一个人均收入并没有太高的国度，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特点，我们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伴随人均收入的上涨而提升。所以，起码在我们如此一个低收入国家，提出用幸福指数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还为时过早。大力发展经济、持续积攒社会财富，持续提升群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社会各类事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提高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从另一面来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应该善于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包含我国以内的成长中国家在以往发展中的教训，重视国内生产总值又不唯国内生产总值，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考察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据。如此做，无疑会更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并更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次，应该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应群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的向上瞧它所体现的是群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此必然会承受长期的和短时间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本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首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情况执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受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此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依照适当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执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根据。值得指出的是，在用于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指标时，幸福指数的首要功能在于诊断，并非是用于排序；首要为了诊断政策选择和社会运行能否存在困难，并非是为了对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长进步程度执行比较。所以，在我们跟踪幸福指数的改变时，首要是看我们的成长能否偏离了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不能像我们关注国内生产总值那样，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上涨了多少个百分点、以及在同其余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诚然，必要的比较也是需要的，比如我们可以采取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执行比较，可以采取幸福指数对不同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执行比较，也可以采取幸福指数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执行比较，等等。该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我们以前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执行评估和检讨，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将来政策的策划供应必要的根据。

又一次，应该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没有代表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部分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然而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假使尝试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专家们的付出所确认。诚然，我们并没有否定在个体的方面上达到幸福最大化的机会性。近年来，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如此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民众寻到达到幸福最大化的渠道。毫无疑问，这一付出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首要在于指导民众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达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上涨，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情况和改变趋势，从而调整政策取向，助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作。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看法，受于民众的需求水平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高、民众需求的种类会持续丰富，因此幸福指数所反应的主观生活质量的组成要素也会显现改变。在幸福感基本结构维持平稳的前提下，一部分要素或许会渐渐消除，而一部分新的要素也或许会被纳入，即使是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要素，其对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权重也会发生适当的改变，因此幸福感基本结构的平稳性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幸福感评价指标的相对平稳性，决定了我们不或许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