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的简述

能源安全是指以合理的单价供应充足的燃料和电能,支持国家经济的可连续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并保卫本国领土.为了保证能源安全,能源匮乏的国家要谋求石油进口途径,这就形成了世界性的“能源争夺战”。

假使能源安全的定义是在任什么时候候都能得到价格合理的能源,那么,如此定义的能源安全就取决于生产国是否采取措施促使市场平稳，石油生产国旨在市场平稳和压抑价格波动的各种政策措施企是有利子减轻石油等能源安全忧虑的。

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储量、能源生产和能源提供安全。民众往往将能源安全与石油安全混合运用,在大部分情形下,能源安全一般是指石油安全.探讨石油安全概念及其演变,分析西方首要石油需求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对于当前日益倚重海外石油的中国来看,是十分必要的。

能源安全是指我们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能够以可以接受的成本依靠足够的能源提供。对能源进口的外部依靠决定了能源安全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用性(accessibility)，二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受性(affordability)。

油战略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能源安全的目标是指以不危及国家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以合理的单价保证足够牢靠的能源提供。”

能源安全的四重含义

在相当长期间内，中国能源安全起码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能源的供给安全。从资源向上瞧，我国的煤炭储量在世界排第三，次于俄罗斯和美国，产能也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以此为基础，中国实际上也形成世界上绝无只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与之相似，我国的石油生产能也位居世界第五、六的位置。

能源安全的第二重含义，是能源的单价安全。从本质上表达，能源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不仅任何一个地缘政治矛盾都或许对能源的单价造成重要的影响，而且小到一场飓风的爆发都或许对能源的单价造成重要影响。

能源安全的第三种含义，则是近年来日益凸现的能源运输安全

能源安全的第四重含义，则是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造成能源消费环境安全的本质原因，根因为我国的近乎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安全的分类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期间内，保障能源的连续、及时、足量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维持价格的可接受性、发展的可连续性和国家政治的平稳性。从时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短时间能源安全、中期能源安全与长期能源安全三类；在空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区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世界能源安全三类；在类别上，能源安全分为能源提供安全和能源运用安全，前者包含能源的开发、运输与储备，后者包含能源的贸易、效率与环境。

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

能源安全的丰富内涵决定了能源安全理解的多面性，厘清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是策划能源安全战略和政策的逻辑起点。

1、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经济安全是对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在国家方面上，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优化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连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能源是助推经济上涨的基本要素，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集中表当下三个方面：首先，提升能源效率，以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迅速的经济上涨。能源效率分为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前者表现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指标的能源力度，后者显现为单位产品能耗。其次，伴随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升和国际石原油价格格的大涨，每年用上百亿美元的外汇进口石油或许对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严重影响。最后，原油价格上升导致生产成本的提升，以石油为能源、原材料的有关行业成本也会上升，形成较为强烈的通胀预期，产生更大规模的企业成本增长，进而减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能源的环境安全属性

在能源消费过程中，煤炭的运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困难。环境困难或者说环境安全在国际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彰显，环境困难对国际能源工业、市场需求和价格行情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战略的策划都必须顾虑到环境保护或环境安全的原因。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国家都采取了以油气燃料为主的能源路线，逐渐降低固体燃料的比例是世界各国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提升能源效率，减弱能源系统成本，供应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在环境保护浪潮的影响下，控制、平稳、甚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形成环境安全的首要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和共同责任。就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来讲，就是要减缓、节制矿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上涨速度，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得以控制、平稳甚至降低。

3、能源的治理安全属性

能源安全是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的混合领域，对能源市场的有效治理是政府保证能源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各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放松管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助推，行政主导，经济激励，有限竞争的能源市场。以市场机制，如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等，为能源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基础调节杠杆，即只要市场本身的力量能够消化和处理的就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调节处理；同期辅以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有力的监管。对于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忽略的领域，如能源生产、销售的市场准入、能源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的防范与清除、能源开发利用中环境污染事故的治理、新能源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对能源领域的介入一面显现为政府的调控和管制，甚至包含行政处罚等强制手段，另一面也显现为政府的激励、引导和扶持措施，如通过予以政策性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达到，进而最终高达用最小的政府干预处理能源困难的外部性困难，达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协同并用和优化配合。

4、能源的国家安全属性

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汇聚在便于发展生产并得到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上涨及资本积攒的进度，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造成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致使了国家权力与市场财富的持久矛盾。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家安全是能源安全的价值归属。能源既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首要手段。冷战终结以来，能源出口国也加剧了能源输出在其对外政策和外交手段上的分量，对首要能源进口国来说，能源原因已经形成它们对外政策的决定原因。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形成21世纪国际矛盾与战争的根源。能源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能源安全涉及国内与国际、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环境、法律与科技等多个方面，非单一手段所能处理。为此，国家维护能源安全需要结合世界化环境下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利益分配，从相互统一的整体来说待，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协调。

5、能源的合作安全属性

能源赋存的地域性和结构性不均衡，决定了能源的跨国流动性和能源贸易的国际性。伴随世界化的持续发展，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日益发展的今天，能源安全困难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困难实质上并没有是总量严重不足的困难，而是世界能源资源如何合理有效配置的困难。保证本国的能源安全供给和世界能源资源的配置均为通过能源贸易渠道处理的。一国能源安全困难不或许游离于世界经济世界化的大势之外而单独形成一个封闭的市场，它只能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在彼此相容、交融和整体平衡的利益中达到。各能源进口国应摒弃以恶性竞争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增强能源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升应对威胁和考验的能力与效率。事实证明，能源安全只能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单方面的、“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真正和持久的能源安全。各国在达到本身能源安全的同期，务必尊重别国利益和关切，为对方的能源安全创造条件。

能源安全观的演变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能源安全困难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革命和内燃机为特质的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能源需求连续增长，能源安全困难逐渐显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努力处理能源安全困难的观念发生了3次巨大变革：一是与战争有关的能源安全观，二是冷战期间的能源安全观，三是新事态下的新能源安全观。与战争期间的能源安全观和冷战期间的能源安全观对比，新事态下的新能源安全观的理念更丰富，突出体当下5个方面(图1)。

从单一安全转向全面安全

当今世界，能源多元化已经形成各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传统能源安全以单一的石油安全为核心，新能源安全观在关注石油安全的同期，开始关注天然气、电力、煤炭、核能等首要能源的全面安全。

从狭义安全转向广义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以防御中东石油提供中止为重心，新能源安全观觉得，恐怖活动的世界化与常态化，需要将能源安全扩展至各个国家和能源提供链的各个环节，维护能源来源平稳、基础设施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均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从单向安全转向双向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首要关注提供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觉得，能源安全的主体包含消费者、转运者和生产者，能源安全对消费方和生产方是统一的，在关注消费方提供安全同期，也应关注生产方的需求安全和转运方的运输安全。

从对抗安全转向合作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将需求国与生产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强调“同盟安全”或“结盟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安全都依靠于世界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唯一出路是“合作安全”和“共赢安全”，即从民族国家的安全拓宽至世界安全。

从短时间安全转向长期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首要应对市场短时间提供中止，新能源安全观在强调应对市场短时间提供中止的同期，愈加注重能源提供的可连续性，同期愈加注重生态与环境安全，新能源、新技术、天气改变等形成了新能源安全观的重要内容。

新事态下我国能源安全面对的新考验

近年来，我国普遍开展能源双边多边合作，大力支持能源企业“迈出去”，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起步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推动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强度，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有所加强。但是，油、气、煤、电提供紧俏局势时有显现，大面积停电事故偶有发生，能源安全事态仍凶多吉少。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期间，我国能源需求继续会连续较快上涨，能源对外依存度还会迅速增长，国际政治经济事态日趋复杂，环绕资源争夺、市场控制、核心技术的竞争将愈加激烈。面向将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任务将愈加繁重，事态将愈加严峻。

保障能源提供的阻力持续加大

2020年前，我国继续会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迅速”发展期间，伴随经济范围更深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较快增长。预计2015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高达38亿吨左右标准煤，有机会胜过美国形成世界第一大能源需求国，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高达42亿—45亿吨，2030年有希望击穿55亿吨。预计到2015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的8.8%上升到15%，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51.2%和5.8%分别上升到60%和30%左右，到2030年，我国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更深一步上升到25%、70%和50%以上。

就在此时，我国煤炭继续扩大产量面对的生态环境阻力越来越大；石油继续扩大产量面对的资源制衡越来越大；天然气、风电、核电具备产能较大程度上涨的条件，但基数较小；其余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范围发展面对技术和经济性的制衡；利用国外能源存在诸多风险。总的来说，我国能源需求迅速上涨与能源提供上涨制衡的冲突将长期存在，我国煤电油运总的处在紧平衡的状态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清除。

温室气体减排对能源安全的掣肘作用任然存在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增大国。2030年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还会继续上涨。近年来，世界首要国家高度重视天气改变困难，“G8+5”领导人对话会议、欧盟首脑会议等国际会议，均将天气改变困难作为核心议题。美国奥巴马新政府愈加重视天气改变困难，2009年6月26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减弱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美国对外国石油依靠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天气改变的重要一步。2009年11月2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了我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CO2排放比2005年下滑40%—45%。2009年12月18号，举世注目的哥本哈根天气改变峰会落下帷幕，温总理在天气改变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依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此次会议促成什么成果，全会坚定不移地为达到甚至胜过这个目标而付出”。即使《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法律效力，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继续会减排温室气体作为一项自觉行动，并需在优化能源结构上下更大功夫，同期需付出一部分可承受的能源安全代价。

国际能源合作存在诸多风险

近年来，我国普遍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与世界3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与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等40多个国家开展了油气合作，与澳大利亚、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了煤炭合作，与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铀资源双边合作协议，与越南、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签订了跨国输电协议。2007年12月，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开工，管线长1362公里，年输送原油2000万吨，预计2013年建成。2008年6月，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工，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2010年全线投运。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促成初步共识，签署了天然气资源购销协议。2008年，我国国外权益石油产能差不多4500万吨，权益天然气产能约80亿立方米。

长远看，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已形成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但是，利用国外能源资源也存在很多风险，首要显现为：首要能源需求国增强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首要能源生产国加深对能源资源的控制，能源的战略属性更深一步加强；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金持续涌入国际能源市场，助推能源价格高点振荡，能源的金融属性更深一步凸显；国际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中东、非洲、中亚等能源生产地与过境国政局动荡、矛盾持续，人士安全和能源生产设施承受威胁；世界石油运输通道过于集中，且存在加重趋势(图4、图5)，各国对跨国能源运输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有机会形成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原因；我国利用国外能源历史短、范围小、价格承受力弱，能源军事保障力量较弱，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低，利用国外能源的安全保障体系仍有待更深一步完善。

提升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任重道远

我国能源技术尽管已经获得很大进步，但与能源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对比，仍有很大差距。将来世界，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为消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当前，世界首要国家已经展开了新能源科技竞争，零排放燃煤电站、氢能及燃料电池、快中子堆、磁约束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研发脚步加速。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在能源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仍有相当差距，若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在新的能源科技变革中将继续处在落后和被动的境地，很难发挥科技对能源安全的支撑作用。

能源储运应急能力亟待增强

我国已经建成了第一期总范围为1640万立方米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但是与美日欧等100日以上储备范围对比，我国石油储备范围很小。天然气、煤炭和天然铀储备仍是空白，当前仅建成了6座枯竭油气藏地下生产性储气库，工作气量为17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2%左右，远差于国外天然气工业发达国家约10%—15%的平均水准。我国煤炭运输通道比较集中，大秦、朔黄铁路占“三西”煤炭外运总量的70%以上。输煤铁路和油气管道网络化程度不够，铁路运煤量仅占48%，成品油管输量仅占11.5%。交流同步电网范围持续扩大，同向平行布置的输电通道逐渐增多。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来源和输送通道等多元化程度不够。

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

在经济世界化的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困难，同期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困难；它不仅与国内供求冲突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期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石油供给匮乏的国家来说，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我国对国外石油依存度上升的期间，也恰恰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期间。所以，我国能源安全务必从根本上降低对国外能源的依靠，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世界能源资源竞争和分配。

1、优化能源结构，更改能源消费方式和效率

构筑平稳、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提供体系，以能源的可连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连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中国人口基数大，无论是从国内资源依旧世界资源的存量考虑，中国只有创造当前工业化国家更高的能源效率，才可在有限的资源保证下，达到经济高速上涨。当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伴随我国经济的成长和能源需求的增长，到2020年左右，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令胜过美国形成世界的第一大排放国。无节制的石油需求上涨只能加强中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为保障国外石油提供所付出的代价应当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入手，通过燃料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等尽或许提升能源自给程度。提升能源效率是利用有限的能源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保证，不仅可以减轻消费者能源成本，用较少的能源投入得到较多的能源产出，还可以减轻环境阻力，增长安全供给的系数和质量，减轻发展和减排的冲突。

中国是较早准许《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之一，该种情况一面给我国生态、环境导致严重影响，同期也面对着履行国际公约的重大阻力。我国提升能源效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假使采取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替代现有的落后技术和设备，总节能潜力可达当前能源消费总量的50%，假使用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执行落后设备的更新，总节能潜力可以高达当前能源消费总量的30%。我国急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可连续发展。

2、建立能源储备，应对能源提供的不测风险

能源战略储备是平稳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石油储备受于耗资重大，同样存在着市场价格风险，需要确定适当的石油储备范围。从国际经验来说，石油战略储备从来都不是以平抑原油价格波动为首要目的，而是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发生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依据我国国情，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国石油储备宜策划阶段性目标，逐渐向IEA的目标靠拢，即高达90日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目标。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上，应该采取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并举的方式。政府储备品种应以原油为主并首要储存进口原油，企业储备品种要坚持与生产运营业务活动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只规定储备量，而不规定品种。受于石油战略储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务必有法可依，建立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体系首先要策划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对石油生产、加工、储备和管理等方面执行强制规范，促进能源战略储备的建立和实行。

3、加速能源立法，构建能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非常落后，已经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竞争能源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以及缺少能源安全管理的法律保障等，已经形成我国实行能源安全战略的国内限制因素。我国至今已经策划了能源法律4项，能源行政法规二十多项和一大批能源行政规章。

现行的能源法律体系首要存在四个困难，从体系组成向上瞧还没有出台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领域的能源法律严重缺位，尚无能源公用事业法；从内容向上瞧，原有部分能源法规依据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从新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存在很多立法空白；从执法向上瞧可操作性差，我国现行能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仍需要大批行政法规和规章相配套才可实行，执法和司法问题；从协调向上瞧，新法与旧法、能源法与其它法律之间衔接性差，甚至存在矛盾，能源法律与政策的界限不清。

当前最为迫切的是首先出台能源基本法，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个单行能源法律、法规。能源基本法的立法原则是策划能源法律体系中各个专门法和各类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共同原则；确立能源以及能源战略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地位；规制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布局的方针；清晰各种能源市场主体和市场模式、运行规则和市场监督；规范各级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利；国家对能源市场失灵的干预方式和法律措施；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法律保障措施等。

4、拓展经济手段，参与国际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急切需要建立起世界规模内的能源提供体系，以得到长期、平稳、足够和价格合理的石油提供，支持我国社会与经济的连续平稳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放开的能源安全观，在能源世界化的大环境下，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迈出去”，促进能源贸易、激励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参与国际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能源安全困难的处理离不开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是一种对外能源战略或国际能源战略。决定一个国家能源能否安全并没有取决于这个国家资源的丰俭，也不取决于这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世界能源资源和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当前的“迈出去”战略，一般是以参与勘探、开发和获取“份额油”为主。该种沿循传统思路的研究路线存在巨大缺陷，很难满足我国可连续发展的事实要求。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一个不应忽视的研究着重应该是如何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达到可连续发展和经济安全。

由于中国经济的可连续发展行情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原油市场场的参与度、影响度全会大大提升。目前国际能源命脉依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中，我国长期以来处在劣势，对国际石原油市场场及能源提供产地缺乏充足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第二大石油需求市场，石油需求量占世界2%，但在国际定价机制中却连0.1%的权重都没有。正由于这样，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持续上涨的国际石原油价格格，额外支付巨额外汇。而从国际石原油市场场的成长历程和趋势来说，石油衍生品市场尤其是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为应对国际石原油价格格的将来行情，保障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和长期平稳发展，中国急切需要策划以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为核心的石油金融战略，支持国内石油产业的成长，改观中石油的定价机制并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

从国际石油定价机制来说，中国务必要建成一个发达的、完善的石油期货市场，建立以风险采购为核心的合理有效的进口石原油价格格形成机制，谋求国际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发挥我国在国际石原油价格格体系里面应有的影响力，彻底解脱中石油进口上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今后中国应更深一步开发石油期货品种，更深一步加强中国在国际石原油价格格体系中的作用，改观中国企业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同期，增强有关政策和法律的策划和调整，有步骤的助推石油远期交易市场等其余石油衍生品市场建设和发展。要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得到石油产品的首要手段，把在国外得到份额油作为重要的运营手段，开辟国内石油期货市场，主张在石原油价格格上有许多的讲话权，从当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

中国应增强支持和激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易规避价格风险。政府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国外投资管理制度，调整国家现行税收、信贷和外汇政策，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激励石油企业执行国际融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中国不仅当下和将来是石油需求大国，而且必将形成世界石油生产大国，并将于国际石油贸易、石油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绝不导致世界能源市场上一个纯粹而被动的消费大国或进口大国，伴随石油经济世界化进度的加速，中国将于世界石油勘探开发、石油提供、石油投资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于建立国际石油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充当游戏规则的策划者、修改者和实施者，进而形成世界石原油市场场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5、施展能源外交，塑造国际能源战略的和平环境

能源安全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博弈，应该有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石油企业跨国运营兼有资源开发、贸易期货、跨国收购、资本融资等多项运营内容，作为战略物质的石油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复杂原因联系起来，政治风险最为集中和突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不但要经受资源国的控制和进口国的竞争，也要面对地缘政治的打击和第三国的干预，往往会击穿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双方博弈的边界传统，扩大到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与国际竞争中。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平稳的地区。中国当前还缺乏控制国际海上通道或开辟水上要道的海空军事力量，也不具备采取远距离军事干涉行动保护国际能源提供安全的能力。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能源安全形成国家安全的重要软肋。中国务必依托大国外交、经济合作和一定优势的海权，在世界规模参与石油竞争，保证在海外石原油市场场份额及其石油运输的安全。除了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我国南海等石油资源富饶地区参与竞争外，还要参与西非、拉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的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合作，谋求大量的海外油气资源来源，以拓宽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空间。在国际能源博弈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国都增强了对本国能源资源和能源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能源行业的跨国并购往往由于政治原因的干扰无疾而终。近年来，“中石油威胁论”有所抬头，中国公平合理参与世界油气资源的竞争承受少数大国的误解，美、俄、日等国在国际石原油市场场上挤压中石油企业的海外拓展空间。

中国的油气公司在伊朗、苏丹等中东和北非地区产油国上游的投资，承受了战略及外交政策上与之为敌的美国的政治干扰。如何从中国整体外交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油气开发领域中的地缘政治原因是中国获取国外石油的考验。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和连续争论的《文明的矛盾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一个如果，即在2010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本身利益与中国交战。甚至有学者表示美中两国必然的能源矛盾。中国为达到石油安全目标而采取的“迈出去”和“多元化”国际能源战略，在亚太地区遇到的最强的竞争对手首要是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尤其是与美、日的油气战略竞争尤为激烈。对此，务必予以高度警觉和重视，并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石油安全的“迈出去”战略的实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6、倡导多边主义，参与完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专家罗伯特·基欧汉表示：“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多边主义有各种形式，如参与各种重要的国际机制，区域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等。能源安全作为一个世界性困难，不同形式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势在必行，维护能源安全的多边主义致使国际机制的建立形成一种必然。在世界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在相互依靠的情势下，理性的、以本身利益为趋向的举动者将令把国际机制看为增长它们促成互利协议能力的渠道。”

从这个意义上表达，中国在海外能源竞争应当避免发生国际矛盾，要与各国在能源领域共同合作或达到竞争下的合作，如此的合作乃是各方达到能源安全过程中“多赢”良策。中国已经成功形成国际经济链条中不可轻易取代的一环，加强该种中外相互依靠只会有助于中国的长足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冲突，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处理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能源进口国与能源出口国之间，能源进口国之间以及能源出口国之间，都存在维护能源贸易顺畅、平稳、合理的共同利益，需要执行相互协调与对话，合作形成彼此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国际社会正处在转型期间，首要冲突往往环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应看为一种可行的渠道。在世界方面上中国应以完善世界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的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策划，提升议程创设能力，形成世界规则的参与者和首要策划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更深一步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体系，形成国际社会复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

在区域方面上更深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势，增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法律制度框架。毕竟，国家间能源竞争、对立和矛盾只能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处理，倡导平等、合作，强调分享、共赢，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探索和确立世界能源秩序的新规则。通过多边国际合作，可以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策划有利于协调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能源的可连续发展策划国家行动纲领以及供应核心性新技术的示范等。作为正在兴起的国际石油需求大国，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已形成的国际石油利益格局，开展能源外交，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世界和地区性的能源合作组织，更深一步增强与世界石油生产国和需求国政府、国际能源组织和跨国石油公司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平稳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