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依照受益规模的不同，公共品可以分为地方公共品、国家公共品、地区公共品和国际公共品四个层次。① 地方公共品、国家公共品和地区公共品的受益规模分别是某个特定地方区域，一个国家以及那些有接连边界的国家地区。而国际公共品的受益规模更广，不仅惠及包含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以内的世界上多个地区的若干国家甚至所有的国家，而且惠及富有或贫穷的不同人群，还关系到不同的世代，既关乎能否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关乎后代人的利益。分类
依照不同的标准，国际公共品还可以执行如下的分类：
第一，依据国际公共品的性质执行分类。Todd Sandler依据国际公共品能否满足两个基本特性，将其分为纯国际公共品和准国际公共品两类。但事实生活中的纯国际公共品很少，首要是指完全符合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国际公共品，其受益者包含所有的国家、群体和世代，如臭氧层保护、知识等。事实生活中常见的大均为准国际公共品，它们不完全满足非排他和非竞争的性质，但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如渔场保护、猎场保护等。俱乐部产品，即拥有可排他的部分竞争性收益的国际公共品，则是准国际公共品中的重要一类，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约等。
第二，依据国际公共品项目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环境、健康、知识、安全和管理等类别，又依据其活动的不同，将其分为核心活动和补充活动。核心活动旨在生产国际公共品，首要包含一部分能促进世界利益的国际行动，以及外部性较大的某个国家的活动，如预防性健康服务、教育服务等等，而补充活动则首要是帮助国家消费由那些核心活动生产出来的国际公共品，首要包含供应一部分必要的资助以提升国家需求国际公共品的能力，如环境研究、疾病研究等。
第三，依据国际公共品的造成和面对困难不同，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和Marc A.Stern将国际公共品分为世界条件、自然世界共有和人造世界共有等三种首要的类型。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物品是受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造成的，如和平、健康、金融平稳、自由贸易和知识、标准、原则等，而第二类物品则是自然界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如臭氧层、空气等。第一类和后两类的区别首要在于前者是流量，务必要有连续的付出来保证它们的供给，而后两类则是存量，要求人类正确、适当地消费以保证它们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第一类首要面对供给的困难，而后两类则首要面对消费的困难。
第四，依据国际公共品所处的生产环节不同执行分类。假使将全部国际公共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可以依据国际公共品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不同环节将其分为最终国际公共品和中间国际公共品。最终国际公共品，也就是值得供消费者直接消费的产品，其既可以是有形的，如环境，或人类共同遗产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和平或平稳的金融秩序等，而中间国际公共品则不能直接用于消费，其首要是为供应最终国际公共品服务，如国际秩序等。供给与消费
相关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困难最早可以上溯到17世纪早期的有关远海自由的谈判以及公海格劳秀斯原则（Grotian Principle of Mare Liberum）。但是伴随国家放开度的加强，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系统风险的放大，对国际公共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受于国际公共品的受益规模已经超越了国家和世代的界限，所以，对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与消费困难就不或许在一个国家内处理，而务必依靠于国际规模内的合作与协调，通过正确处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以及不同世代的利益以保证国际公共品得到足够供给和充分消费，所以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核心是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供给战略
Jayaraman和Kanbur依据国际公共品供给中参与者的地位，将其供给战略分为下方三种类型。
加总供给
即国际公共品由所有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参与者的贡献加总而得，如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氟利昂的运用。在该种情形下，每个参与者的贡献都相同地影响着期望的结果，所以，所有的贡献在功能上均为相同的。但是，此种战略很容易致使集体举动困难，即个别参与者会利用不做贡献的方法来威胁其余参与者，如继续运用氟利昂等，进而达到自己特殊的利益。
弱者供给
即国际公共品由那些弱势参与者来供给，如防止疾病传播和避免国际恐怖主义的预防措施等。受于很多国际公共品，如国际秩序的强弱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弱的环节，务必将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要提升弱势成员国的能力，如向其供应援助以发展其国家能力等。但是，如此容易致使“败德举动”的造成，弱势成员国会有意不去提升本身能力进而可以得到许多的国际援助，影响此类国际公共品的供给。
强者供给
即由优势参与者单独来供给国际公共品，此种方法适用于处理那些需要快速反映的国际困难，如先进的药品，最新的农业科技，或对紧急事件的迅速反映等。这里最优秀的参与者的贡献就组成了全部的贡献。此种方法只适合某些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假使将其推广至全部，就会造成垄断的风险，无法满足国际公共品的多样性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法弥补其供给成本，产生效率损失(Sachs,1998和Stiglitz，1998)。
依据国际公共品的定义，尽管国际公共品可以使所有人受益，但导致原则上的，这并没有显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可测量的收益，也不显示每个人的收益是相等的，每个消费者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中所得到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其所在国的政策选择，也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该种国际公共品的能力以及个人的偏好。存在的困难及原因
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中存在的困难表当下事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在健康领域，即使人类的平均寿命有了较大提升，健康情况有了显著改观，但是依然面对着HIV/AIDS的威胁和其它一部分传染病传播的考验；在环境领域，即使有关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应对环境改变的国际行动却任然缓慢；在日益一体化的金融和经济市场上，金融危机和市场无效也时有发生；在知识和信息领域，仍存在运用不足的困难；世界多地的矛盾任然持续，整个世界变得愈加恐慌全。
依据前面国际公共品的分类可知，世界条件类的国际公共品尽管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务必的前提保障，但是受于其存在较大的“外部性”而无法弥补供给成本，因此国家没有活力单独执行生产和供给。自然世界共有类国际公共品虽不存在供给困难，但受于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而很容易致使“公共悲剧”，显现消费过分的情形。而人造世界共有类国际公共品大都存在进入门槛或壁垒，很多弱势国家或群体受于本身能力较差往往消费不足或不能消费此类物品，致使消费不足。供给与消费环节中的空缺
所以，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和Marc A.Stern表示，当前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与消费环节中存在的首要困难，一面是供给不足，另一面是消费过分与消费不足并存。究其原因，首要在于下方三个空缺。
司法空缺
即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边界与国家边界之间的差距。受于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边界是国际规模甚至是世界规模，因此应在国际规模内实行司法管理，但当前国界往往是很多政策有效策划和实施的规模。之所以会显现司法空缺，首要原因是尽管当前国家之间可以执行大量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但本质上国家均为独立的，即使国际组织可以对国家行动执行监督，但并没有代表着有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的存在，每个国家仍以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为活动的中心。所以，一旦国家政府活动的区域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和消费区域不统一，也就代表着司法空缺的显现。
参与空缺
即国际合作与协调缺少充足多的参与者。假使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参与者较多，也表明其代表性较高，就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国际公共品受益的普遍性。但是当前国际间的合作大都在一部分首要的国家政府间执行，没有考虑其它国家政府和一部分非政府主体的作用。这一面是免费搭车心理导致，一部分国家期望不付出本国的付出就可以享承受国际公共品的效用，所以，在参与国际合作和协调方面缺乏积极性，而另一部分国家尽管想参与国际合作，但是受于本身能力所限而无法发挥作用；另一面，尽管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持续加强，但并没有被赋予国际合作中的角色，也无法真正参与国际合作。
动机空缺
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或措施以保证国际合作的顺遂执行。国际合作的顺遂执行是保证国际公共品得到有效供给和消费的保证，而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务必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或措施，保证国家政府都能够自觉履行国际协定的内容。但是当前促进国际合作的措施就是道德劝告，这对于国家纠正其国际外部性或对于国际公共品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面是缺少“世界政府”对国家举动的监督和惩罚，另一面也是由于国家存有自利心理。所以，在更深一步的国际合作中，务必清晰国家政府的责任及相应的惩罚措施。改观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策略
由于上述空缺的存在，最终影响到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与消费。为了更改该种局势，务必建立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以弥补司法空缺，一个大量的参与制度以弥补参与空缺，以及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弥补动机空缺。
弥补司法空缺
受于司法空缺首要表当下国家政策与国际合作领域上的差距，所以，为弥补司法空缺，务必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链条”，将二者系统地连接起来。
1.建立国家“外部性”制度
Barret和Martin觉得，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就是清晰存在的困难、或许的处理方案以及处理困难的净收益。但实际上，很少有国家了解其举动所造成的正或负“外部性”，而且，在国家如何依靠外界以及如何受其影响方面还存在很多未知性。所以，建立国家“外部性”制度对于弥补司法空缺，将世界困难纳入国内政策的考虑规模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外部性”制度首要规范两项首要内容，一是从其它国家、地区的正和负的，直接和间接跨国溢入，二是由本国造成的正和负的，直接和间接跨国溢出。这些制度能够清晰国家见底接受和造成了哪些正和负的跨国溢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公共品以达到本国的目标，也能揭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系，发现国际合作的领域。
2.处理国家“外部性”困难
今天很多国家国内政策目标的达到，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条件，也承受其余国家举动“外部性”的影响。正的“外部性”有助于本国国内目标的达到，而负的“外部性”则造成消极的影响。但受于正“外部性”举动无法弥补其举动国的成本而很少被国家采取，而负“外部性”举动受于举动国不必承受全部社会成本而比较盛行。所以，在国际合作中务必处理好国家举动的“外部性”困难。国家“外部性”困难的处理方案有多种，其中广为采取的是双边或多边“外部性”交易方案，比如，一国制约本国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作为交换，他国务必供应许多的资助和执行安全合作，或更改国内政策以降低其余负“外部性”的造成等。
3.连接国内国际政策议程
为了保证国际公共品所要求的政策付诸实践，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执行跨国“外部性”的管理，其他就是联合处理国际系统困难。第一种方法要求信息充分而且共享。伴随对“外部性”认识的持续提升，政府和其它部门都期望国际组织许多地参与处理现存的困难，但正如Lisa Cook 和Jeffrey所表示的，当前国际组织的严重缺陷之一就是它们都以国家为中心，处理的首要是国家内部事务，平时不会采取一部分预防性的行动，而只有当发生危机的时机才去处理国家举动的“外部性”困难。所以，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 和Marc A.Stern更看好于第二种方法。受于国际系统困难往往均为跨国的、非特定区域的，所以处理的方法就是执行国家间的合作，将国内的政策议程和国际政策议程连接起来。
弥补参与空缺
国际公共品的公共性不仅表当下理论方面，即能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到何种程度，而且还表当下实践方面，即能否任何群体或个人都能消费到该种物品，能否所有的利益群体都能在生产多少、如何组织生产国际公共品等决策中有讲话权等等。国际公共品的实践方面也可看作是它的政治表现，而参与空缺也首要地体当下这一面，如国际论坛的代表性不够、决策过程的民主程度不高等。所以，弥补参与空缺的首要制度创新是加强代表性，减弱进入或得到的壁垒，以及发展国际援助。
1.加强代表性
首先，要有更公平的南北方代表。南北困难已形成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困难中的重心之一，为了更好地反应南北双方的利益，务必重组国际论坛，加强其代表性，包含更公平的南北方代表，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全面参与。其次，要有更大量的参与主体，包含政府、国内社会和商业组织。政府间的组织务必向国内社会以及商业组织放开，为它们供应信息咨询，听取它们的意见，最后形成统一的协定，进而保证国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最后，要考虑不同的世代。新的制度不仅要保证当代老中少群体的更普遍参与，而并要考虑当代举动对后世的影响。
2.减弱进入或得到壁垒
有些国际公共品的消费并没有是免费的，而是存在适当的制约条件或进入壁垒，如信息知识、健康服务等。比如，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也使富国和穷国在得到信息知识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富国得到的知识存量逐渐增多，而穷国的知识存量则停滞不前。同样，医疗的进步一般不能使那些受疾病困扰最严重的穷人受益，由于医药公司一般会着重研究和发展那些针对富人的有利可图的药品。所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觉得，版权和专利虽能够激励私人生产国际公共品，进而得到不错的私人收益，但也会受于障碍竞争和过分保护而消费不足，产生效率损失。所以，务必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执行权衡和选择。版权和专利的保护也应分层次，对于那些能使所有人群享承受最基本服务的知识、技术等等，可以降低保护期甚至不保护，进而减弱其进入壁垒，保证所有群体都公平地享承受它们的效用。
3.发展国际援助
依据采取弱者供给方法，有些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取决于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受于本身能力所限无法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作用或造成影响，这已形成促进国际合作、履行国际协定的严重阻碍。所以，务必发展国际间援助行动，通过向弱国供应一部分必要的经济、技术资源，提升其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保证国际协定的顺遂履行和国际公共品的充分供给。但同期也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惩罚制度，防止“败德举动”发生。
弥补动机空缺
国内公共政策经常采取的激励工具包含税收、补助等，但在国际上却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税收机构通过征税而影响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选择，而且大部分的国际协定都不具有约束性，即便有一部分约束性的内容也务必变成国内法律才可造成效应，所以国际的激励机制更具有间接性和劝说性。
1.综合考虑私人收益和公共收益
① 这适用于有较高公共收益国际混合品的供给。如热带森林的保护举动就是具有私人和公共混合收益的国际公共品，它不仅能为热带森林的所在国导致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私人利益，这些私人收益从长远来说要大于保护的成本，而且也为世界给予了一个不错的自然环境，每个人都从中不同程度地受益。假使单纯考虑公共收益方面，受于供给者没有充足的激励，所以此类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往往不足。所以，务必首先保证供给者的私人利益，这样，其才可有充足的活力为国际混合品的供给作出贡献，从而也就达到了预期的公共收益。
2.促进“外部性”扩散
这适用于那些需要率先作出大批付出或投资的国际公共品。很多国际公共品，尤其是科学研究或基础设施等，都需要一次性付出较大的固定成本，而且该种率先的投资具有正“外部性”，能给他人导致收益，因此这类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往往不足。但是通过促进“外部性”扩散，率先投资人不仅可以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而且也充当了标准策划者的角色，致使其余生产者转向自己的标准。这两方面的收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初始的较大投资，进而可以保证此类国际公共品的供给。
3.构成俱乐部
这适用于俱乐部产品。一个俱乐部是如此一个自愿组织，其成员可以分享俱乐部内共同的生产成本、成员特质或有排他收益的产品而得到共同的利益。通过构成一部分以困难为中心的俱乐部可以克服“免费搭车”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起码可以部分地排他且预期收益高的国际公共品。如此，激励困难就变得简单，由于那些不愿为国际公共品供给做贡献的人是不会被俱乐部接受的。
4.在公共－私人规模内从新配置资源
一种产品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并没有是不可更改的，它依靠于政策的选择和可用的技术。通过将这些产品或它们生产的核心要素私有化，如一部分污染许可的案例，可以避免“囚徒窘境”的显现，进而保证国际公共品的供给。
5.支付适当价格
这对于保证国际合作的执行非常重要，不仅对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者执行了弥补，而且也可引导国际公共品的合理消费，防止过分消费现象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