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里芬悖论简述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以黄金非货币化、以美元为中心的混合本位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特质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地减轻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冲突。但90年代以后，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世界化浪潮的助推下，国际经济和金融结构显现了重大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又面对着新的冲突：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取决于美元的平稳，美元的平稳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世界清偿力提供又依靠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助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进而形成了所谓的 “新特里芬悖论”。
最早提出 “新特里芬悖论”的是巴西克莱格尔（Kregel，1999）教授，他从低收入国家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在经济目标、政策以及经济上涨潜力等各方面的差异，考察经济世界化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在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入（顺差）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觉得低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潜在上涨率差异越大，投资的回报也就越高，则发达国家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也就越多，与此相伴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就越高；另一面，赤字越大汇率调节的机会性也就越大，回报率的波动也振荡也就越强，风险放大会让得国际投资外流和回撤。如此，维持赤字的成长中国家为了改观外部平衡往往会“勒紧裤带”，降低国内开支，增长失业。依照他的逻辑，新“特里芬悖论”就是低收入国家在外部赤字很难连续的情形下，通过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处理国际收支赤字，牺牲经济发展的冲突。克莱格尔教授表示了拉美国家在世界化过程中的融资窘境，但无法表明经常账户的赤字必然与国际资本流入相生相伴，FDI为何不能提升出口竞争力，其所提出的新“悖论”与“特里芬悖论”的原意相差甚远。
Robert N.McCauley是从特里芬教授原意角度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他在国际清算银行（BIS，2003）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述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连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情况恶化之间的矛盾。他觉得，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致使东亚成了事实意义上美国的“准银行”。但是该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依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连续时，“准银行”的“货币提供”就会缩减，这又倒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产生威胁。他敏锐地观察到目前国际收支调节中内含的冲突，但没有对其成因执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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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机理
在85-95阶段，发达国家“大三角”之间汇率调节是相对有效的，而95年后，汇率调节的有效性的不复存在。为此，有必要更深一步分析其原因和政治经济背景。上世纪80年代，美元、马克和日元与发达国家的大3角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本位货“垄断竞争”结构，其首要显现为：即使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然占领主导地位，但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优势已经下滑，日本和西欧的经济上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进展要好于美国。 依据麦迪森（2003，349页）的计算，1950-1973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复合上涨率分别为2.77, 4.77和7.74。1973-1990则为1.41,2.35和 2.97。该种劳动生产率上相对优势的改变就显现为美元地位的相对下滑和美元的贬值。1985年后，与美元贬值相适应，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进度加速，日本也更深一步放开市场，加速了日圆国际化的进度，美元贬值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降低，欧盟和日本的顺差下滑，欧盟和日本有能力吸收美元贬值的打击，“大三角”经济是相对平稳的。显然，美国经济势力的相对下滑有利于国际本位货币“寡头垄断市场”的平稳。
表1：大三角劳动生产率改变（资料来源：麦迪森，2003，年均劳动生产率依据报告自行计算）
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仍在于各国采取了合作策略。麦迪森（1997）在评论战后经济上涨时表示：东西方的分裂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利益协调，美国以一种负责任和大方的方式发挥着领导作用，向欧洲给予了大批的援助，促进了互有关联的合作程序和自由贸易政策。受于冷战存在，美国承受了保卫西方联盟的首要责任，军事上和战备竞赛致使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相对下滑，致使美国必须采取国际经济合作策略，以维持西方经济和金融的平稳，而欧盟和日本依靠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强权，在经济政策上也看好于合作。如此，多元化国际本位体系就具备有效运行的政治基础。从广场会议以来，汇率和国际收支调节就一直是西方7国首脑会议的首要议题，日本在美日贸易争端中往往也屈服于美国阻力，采取自动制约出口，支持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等策略。1987年初的“卢浮协定”，表明了西方共同付出，谋求美元平稳的付出。为了避免金融危机，日本甚至不惜代价，压低本国利率，要求本国投资人放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布伦纳，2003）
最后，在70-80 年代，低收入国家中，经济成功起飞和连续上涨的首要是小国，如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不具影响。而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正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失去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低收入国家的大国正处在经济起飞的前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还微不足道。与发达国家间内部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对比，低收入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在边沿地位，无法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影响。
在如此的环境下，发达国家间国际收支的调节是相对有效的。85年前美国经济的恢复动员了其它发达国家经济上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首要通过其它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给予弥补，美元的增值减弱了美国资本输入的成本。广场会议后，基于调节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需要，发达国家联合对美元执行干预，美元大程度贬值，国际资本开始流出美国，转向实施经济一体化的欧共体和东亚国家。在美国的阻力下，日本的经济政策也从出口导向转向出口和内需并重，日圆大程度增值与低利率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也形成吸收美元贬值影响，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调节过程中，国际本位货币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竞争。当国际收支失衡时，通过汇率变动，各国能相互吸收打击，避免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其次，受于国际本位货币间的竞争是相对有效的，逆差国货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竞争中将相对下滑，国际储备结构的变动就表明了这一趋势，世界外汇储备中，1978年到1986年间，美元、马克和日元所占比重由76%、10.9%和3.3%变为1986年的66.6%、14.8%和6.9%就是国际本位货币替代性竞争的写照；最后，即使这一结构任然是“一币独大”的，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还不够灵敏，但美国依旧能接受国际纪律的约束，以缩减国内经济服从外部均衡的要求。1992年后，克林顿政府通过国内的财政紧缩和货币贬值，在1996年后达到了国内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进而也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上涨创造了宏观条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相对平稳的多元国际本位货币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国际经济又显现了“一枝独秀”的单极化倾向。伴随冷战终结，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大批的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军工技术应用到民用工业，90年代开始的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使美国形成新一次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经济上涨水平远好于发达国家其余国家。从表1可见，即使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还很难完全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其内生和外溢效应也可在就业水平和人均工作时间上得到体现 ；受于两德合并的高昂代价，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欧盟东扩致使的影响，以及在世界化过程中福利型国家转型的冲突，欧盟经济深陷了经济上涨率低，失业率高的窘境，欧元也就无法如预期那样形成与美元抗衡的竞争性货币。日本受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深陷了长期经济低迷的窘境，90年代经济差不多是零上涨。如此，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就处在一枝独秀的地位，国际本位货币的垄断竞争结构基础承受了损坏。美国经济的上涨和货币增值有利于减轻欧盟和日本经济的衰退，但欧盟和日本已经无法象80年代那样吸收美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打击。
受于冷战终结，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同盟开始松动。美国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劲，呈现出国际政治关系 的“单边化”倾向。而伴随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范围的扩展，欧盟在国际政治关系上的独立性加强。而从广场协议以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上涨的同步性已大大地降低了（关世雄，2003）。依据关世雄的计算，两者的有关系数从1971-1984的0.731下滑为1985-1998的0.175，而亚洲内部贸易的上涨速度远快于对美国贸易的上涨速度，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日本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已逾过了40%，表明区域内的贸易上涨要好于区间贸易上涨。经济区域化倾向的显现也动摇了发达国家间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汇率和其它经济政策上很难达到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如90年代初，德国为控制通货膨胀实施高利率政策，一面损害了欧盟经济，另一面又降低了美国货币扩张的政策效应；亚洲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美国先是坐视不管，导致当引起世界金融市场动荡时才施以援手；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力争实施“汇率目标区”制度，得到了法、德的赞同，却被美国否定。由于日元在美国打压下猛烈增值的经验教训，在目前的美元贬值中，美元对日圆的比价在106日圆水平上便承受日本中央银行的猛烈干预，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在好于1999年均衡汇率117美元10%时，就承受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口头干预。
90年代以来，基于技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和金融世界化是加剧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冲突的又一重要原因。90年代新技术革命对国际经济的最大影响是空间的缩减和时间的缩短，或距离的消失，并打击了一切妨碍世界化的制度和习俗，把民族国家卷入国际竞争的大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2年的《世界投资数据》中表示：助推国际生产扩张有三个首要原因：一是政策的自由化；二是技术的快速改变，以及技术的快速改变所致使的成本上涨和风险增长，进而使企业要开发世界市场；三是竞争的加重使企业谋求提升效率的新渠道，包含开发新市场，产业转移，新的所有权和合约安排，按价值链组织世界生产等。在技术革命和经济世界化的助推下，跨国公司形成世界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达到了按价值链组织世界分工，减弱了成本，提升了利润水平，90年代中后期显现的低通货膨胀，高上涨就是技术革命和世界化的巨大成果；经济世界化也使逐渐增多的成长中国家卷入世界化的大潮，加速了世界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其直接效应就是低收入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提升，出口竞争力提升，贸易顺差增长。从表2可见，1995-2000年间，发达国家的世界贸易比重由68.9下滑到63.5，低收入国家由30.3上升到33.6。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比重由10.1上升到18.7，其中高技术制成品由10.9上升到29.1。低收入国家，伴随出口导向的FDI流入，出口竞争力提升，从总的向上瞧呈现贸易收支的顺差，进而更改了传统发展理论的成长中国家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的弥补格局。如此，在实体经济方面，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体现，制造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经济世界化也加速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其国内经济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2000年，服务业增长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73%，英国为74%，德国为71%，法国为74%，日本为62%（世界经济统计，2003）。而在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通过治理、世界价值链以及地理配置这三个核心要素组织国际生产体系，以提升效率和利润水平。2001年，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达到18.5万亿美元，比1990年提升了3倍多，而2001年世界的出口额导致7.5万亿美元。2001年，跨国公司所创造的增长值为3.5万美元，而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31.9万亿，占11%。（世界投资数据，2002）
经济世界化代表着世界4/5的成长中国家人口，务必竞争35%左右的世界市场份额，自此必然致使成本向下调整的竞争阻力，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渠道就是货币币值低估。另一面，跨国公司之间的世界竞争也致使其加速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产业，这甚至体当下高技术制成品上。表2就反应了低收入国家在高技术制成品贸易上的急剧上涨。依据联合国的统计，85-2000年间，在高技术制成品贸易的23个赢家里，只有4个工业化国家是赢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跨国公司将其运营中的高技术部分转移到了低成本国家。（世界投资数据，2002）
从理论向上瞧，经济世界化促进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在一个不对称的南北世界中，低收入国家为了维持国际市场的比例，必须深陷低成本竞争的怪圈。低收入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也加速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产生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成长中国家在经济世界化中的崛起，更改了世界国际收支平衡的结构，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首要来源国。受于发达国家之间汇率调节无效，低收入国家与美国间的劳动成本差异是无法通过汇率的小幅变动弥补的，才会显现美元汇率下挫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情形。而以高福利著称的西欧国家，受于社会政策调整问题，显现了就业率和工作时间双下滑的趋势，致使了年均劳动生产率的下滑。对比来说，受于美国社会的竞争性更强，机制更灵活，经济世界化对其就业影响较小，
表2:世界贸易结构（百分比）(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数据，2002)
假使说经济世界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而金融世界化则致使世界财富的从新分配和低收入国家的福利损失，使美国的财产性收入提升，刺激了消费和投资，扩大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首先，美国从80年代开始执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使美国形成世界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从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投资是在金融行业的。1990-1999年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8%下滑到22%，而金融和不动产业从4%上升到5%。1990到2000年间，美国4个首要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值从18867亿上升到329943亿美元。上市公司筹资额从31052亿上升到152144美元，增长了将差不多4倍（世界经济统计，2002）美国资本市场形成世界最大的市场，吸引着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使美国可创造金融资产，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其次，从金融世界化角度看， 发达国家的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形成世界最首要的套利者,以获取发展的收益。正如弗朗索瓦(2001,7页)表示，“金融世界化的一个首要的原活力就是通过操纵在新兴金融中心执行的金融投资，达到让他人支付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休人口社会保障的目的”。这些投资基金在世界的活动既加重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震荡，另一面，也产生了财富效应，加重内部经济的不平衡。依据Boone（2001）等对西方私人财富结构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间，西方的财富结构中，金融财富的比重总的上均是提升的，但美国最高，占77.4%。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相对较低，为46.1%、51.4%和52.2%（表3）；最后，美国的财产性收入在90年代后半期后急剧上涨，使美国的消费增长积蓄降低。美国国际收支的收益项目中，金融性收入已逾过了直接投资，金融性开支更大大胜过了直接投资，美国已形成世界的套利中心，表4反应了财富性收支在美国国际收支中的重要地位。依据Faulkner-Macdonagh 等（2004）的研究，1995年到2003年二季度，美国的房产和股权类金融资产增长了3.25万和2.75万亿美元,现金和债券增长了6.25万亿,总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0%。该种巨额财富效应又更深一步使美国的积蓄降低，消费增长，2002年，美国的家庭负债已占可支配收入的115%。依据2003年中期的报告，美国家庭的积蓄率仅为4.5%，而美国白宫财政赤字从1998年后又持续提升，现总计赤字已逾过2万亿美元，美国白宫每年向国外支付的利息就在800亿美元左右。该种典型的国内经济“双空缺”是致使国际收支逆差的最首要原因，而世界化的财富效应加重了国际收支的不均衡。
在传统的双赤字理论中，强调的是当期的流量平衡，而没有考虑财富存量的收入效应。伯库斯等（Backus et al，1994）曾构建了一个两国一般均衡的随机成长模型，觉得一国发生长期劳动生产率提升时，将使其产出提升，价格水平下滑。这时，资本就会大批进入这个国家，刺激投资，提升消费水平，进而使积蓄差于投资，造成贸易收支逆差。而将财富效应加入这个模型，就更有机会扭曲流量平衡。从这个模型可见，当没有资本流动时，一国的投资是有限的，不会造成吸收理论中边际开支倾向大于1的情况。但在经济和金融世界化时代，技术创新国的跨国公司能在世界快速得到创新红利，提升股价，并吸引资本向创新国集聚。世界性的组合投资又将更深一步造成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扩张。如此，依据吸收理论，核心货币国和技术创新国的边际开支倾向完全或许大于1。依据王聪等（2004）对美国1947-2003年间吸收对国民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美国的吸收系数一直大于1，且伴随年期的接近而加大，1983-2003年间的吸收系数达到1.21。这可使我们理解，为何美国的经济上涨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同样，这也可解释美元贬值为何无法改观贸易收支。由于，货币贬值具有国民经济的激励效应，国民经济上涨既会直接引起进口增长，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增长进口，进而显现贬值-出口增长-经济上涨-进口许多增长的循环。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更改的。美国的“铸币税”特权是其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重要来源。1999年，美国新添货币2340亿美元，当年新币换旧币约30亿，上涨派生的新添货币需要和国际贸易上涨的新添货币需求，这三者之和为550亿美元。（宋晓峰，2004），但剩下的1790亿美元就是运用“铸币税”特权的结果，占其经常账户逆差的2/3。
表3:发达国家的财富分布（%）（资料来源：BOONE等（2001）金融财富为金融资产减负债，不动产为家庭不动产价值减抵押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