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受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民众一般是明智而富裕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挫时又过于沮丧。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或许多的人制产生傻瓜吗？”直迄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真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民众永远均为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部分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必须表示，有些杰出人员尽管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还记得上文中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吗？?
也正是受于其独立独行的投资风格，巴鲁克得到了“独狼”的外号。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夜的情形时称，伴随股价的飞涨，民众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该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Wall Street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必须相信该是脱手退场的时机了。?
实际上，“民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有关投资的深刻认识均为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力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什么时候算是应当购入的低价和该出售的高点：当民众均是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出售，别管它还会否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机，你应当敢于买进，不要管它能否还会再下挫。
民众常常惊异巴鲁克的分析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可能。对此，他解释说：“我并没有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目睹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何。”他觉得，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形”无不是透过民众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期间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滑首要都不是由于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事态和局势的更改，而由于民众对发生的事情所作出的反映。所以他警示大家，分析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分析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分析就是错的。?
在对大众的心理的认识方方面，巴菲特和巴鲁克如出一辙。巴菲特不也常说在大众贪婪时你要缩手，在大众恐惧时你要进取吗？的确，二位大师在投资理念上仍有很多类似之处。如我们前文提及的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分析，在采取集中投资依旧分散投资的策略方面，二人的看法也都基本统一。?
然而，二人在投资风格上依旧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巴鲁克的投资方法愈加灵活多变，他提倡坚决止损。他说投资人假使有止损的意识，即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的话，也会形成富翁。他叮嘱投资人要有两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退场。巴菲特疑似更持重守拙，对于已策划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说：“假使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实施计划，那你是不适合交易股票投资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选股方式。这样看来，巴菲特像是位内力深厚的太极大神，而巴鲁克更像名一剑封喉的剑客。?
我们不妨来想像一下假使巴菲特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时代，将是怎样一个情景。巴菲特恐怕也能躲过大危机这一劫，而巴鲁克则在最后关头执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首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形成六任美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并得到与威尔逊共赴凡尔赛会议的殊荣。但是受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国情太顺遂的缘故吧，他的建议并没有承受重视。伴随大萧条的降临，以及纳粹危机的显现，他对国策的建议越来越承受关注。巴鲁克成了罗斯福“新政”期间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连串经济建议，包含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罗斯福政府所接纳，形成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一百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巴鲁克学院然而是他在投资传奇之外留给世人的诸多贡献之一罢了。?
巴鲁克以95岁的高寿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