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法币的诞生，不能不提及美国1934年出台的《白银收购法案》。
当时的中国，任然采取传统的金属货币，也正是该种古老的货币形式，使当日的中国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所有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大恐惧。
本来，此时的中国，北伐已经成功，新生活运动正渐渐展开，经济已有起飞迹象。而西方，经济也已恢复。而在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实行之后，国际银价立刻攀升3到4倍，这对于直接运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来看，等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价格直升。其导致的效果就是，世界其余国家都感觉中国商品价格畸高，而中国群众则顿觉洋货廉价。而此时，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还剩下白银这一项了。中国白银的大批外流，产生了中国银根紧缩，货币奇缺，企业无法周转，物价下挫，经济深陷恐惧。此情此景之下，中国政府决定实施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于1935年11月3号下令颁行纸币，这就是“法币”。中国有记录以来第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法币采取与外汇的固定汇率制，最先绑定的是英镑，后又与美国签订了《美中白银协定》，法币改为与美元挂钩，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中国政府将12000万美元存入了美国纽约的银行当中。币制改革之后，货币紧缺的情况得到了减轻，商品的单价也逐渐回升，出口也逐渐增长，经济开始复苏。
在当时来看，这一改革的优劣并没有容易分析，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在当时的制度之下，暂缓放弃银本位也许愈加稳妥。由于，短短一年之后，抗日战争暴发了。
抗战的暴发，国民政府即将就被庞大的军费拖进了赤字财政的泥潭，几年前的经济上涨烟销云散。尽管当时有人提出以此节骨眼改革军制，处理军队”吃空饷”的通例以及腐败的盛行，以压缩军费减轻负担，但却无力实施。国民政府唯一能处理的方法，只有通过银行垫付，其实也就是增长法币的发行量。
从名义上，当时法币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发行，而银行则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但实际上，这些银行任然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管，这与元帝国期间由户部领导管理交钞发行机构异曲同工。到1942年7月1号，法币的发行权全部统归中央银行，尽管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都属平级单位，但任然要服从财政部的监管。这样，政府权力之手很方便地直接对货币的发行上下其手了。
在抗战的初期，政府对恶性通货膨胀尚有戒心，在孔祥熙的主导下，尝试通过卖出公债、税收征实及消费品专卖来压抑，甚至还出台了“节制消费”的办法。但在制度性的缺陷以及权力的溃败之下，所有手段都已失效，不仅这样，这些手段甚至还刺激了通货膨胀范围。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已经失控，国民政府尽管曾通过卖出黄金，回收了800亿元法币，但杯水车薪，还拉高了金价，加快了通货膨胀。整个抗战阶段，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抗战前上涨了约396倍。
抗战胜利之后，本来正是战后重建，并以此动员经济复苏的机会。而此时，国民政府却昏招迭出。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宣称，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而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该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产生大批法币游资蜂拥而至上海抢购，结果产生物价飞涨，无数接收大员呼风唤雨聚敛财富。这一政策直接沦为明目张胆地掠夺。沦陷区是中国经济最有动力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经历这番折腾，元气大伤，民心渐失。
在之后的1946年3月，国民政府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价格强制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被高估60%以上。自此产生进口大涨出口暴减，国际收支快速恶化。待官方必须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忽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到了此时，尽管又通过卖出黄金尝试减轻通货膨胀，但效果却相反。从1946年3月开始，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以市价大批配售，到1947年2月，共卖出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金的六成，回收法币9989亿，但同期法币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2483亿元。黄金销售致使黄金价格大涨，巨量游资都流向黄金，使民众愈加不相信法币，整个市场大乱。
更要命的是，抗战刚刚终结，内战旋踵而至，刚开始的战后重建形成泡影。当中日国的经济结构任然是以农业为主，也不像当年日本那样军火工业占到国民经济的70%。而此时国民政府的对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已经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东北的物资、军队与军工企业，东三省的重工业已完全被中共控制，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此时战端一启，国民政府即将深陷窘境，只能又一次通过印发货币来负担崩溃的财政。
到1948年8月21号，法币崩溃。从抗战开始至法币崩溃，法币发行量上涨了47万倍，同一期间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
公允的说，国民政府当初是充分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危害的，而且在抗战初期也一直坚持以募集和卖出公债来处理危机。孔祥熙在1938年就曾公开表明：“战时财政态度，与平时截然不同……筹款之法，不外加税或举行新税；加发纸币；募集内外债三端。以加税而论，因沿海各口岸为敌人封锁，战区扩大……遑论再行加剧负担；以加发纸币来说，适足够启膨胀通货之弊，紊乱金融，莫过于此；是以应付此浩大之战时开支，其所能以为挹注而免负担失平者，厥为募债一端。”但是以当中日国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足够支撑抗战如此范围的现代战争，加上募集失利，也只能通过增发货币以处理燃眉之急了。
法币成纸让国民政府深陷了恐惧当中，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与古代那些帝国一样，只能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来解困。于是，金圆券问世了。
金圆券在问世之初就规定与黄金直接挂钩，一元等于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而且同期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金银及外汇，限期收兑，逾期一律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号以前水平冻结。
之后的故事，就是蒋经国在上海上演的“打老虎”戏码。小蒋挟尚方宝剑坐镇上海，勒令各资本家一一申报财产，上交金银外汇。这让一部分企业主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可能是终于意识到商业供给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在1948年9月9号发布了《实行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多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提供市销或胜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同期小蒋仍在上海规定，即便商店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
小蒋的雷霆铁腕为其换得了“打虎英雄”的称号，也显现了四十多天暂时的“奇迹”。但是不久以后，因对美国援助贷款的虚幻等候，以及对事态的错误分析，由于国民政府并没有知道，当时美国的政策重心已经转向西欧，要以牺牲民国以保西欧了。而此时的金圆券发行速度，却在幻想中持续地加速，通货膨胀迅速又一次显现。
该种运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市场的举动，必然会承受市场的惩罚。首先是黑市横行，然后是“扬子案”里小蒋在孔令侃面前吃瘪，小蒋顿时从打虎英雄变为拍苍蝇英雄，黯然离职。此时的币制改革已经失利，大势已去。
在今天，我们以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就会知道，决定通货膨胀的，除了发行量的多少，最首要的依旧在于商品供给的多寡。可惜，以当中日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以及生产量力，这恐怕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叹当日民国，无法像今日一样起步房地产市场，将群众手里的钱一扫而光，进而处理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