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从2010年起开始蔓延至欧洲其余国家，伴伴随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开始承受危机的影响，欧元大幅下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从来没有过的考验。这次危机还在连续，不仅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秩序，还威胁到了欧盟及欧元区各国的团结。
2011年4月7号，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由欧洲情报网站总裁、《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Münchau）对此的反思文章，从人性原罪的角度探讨了欧洲债务危机根源。
各国的自私算计
当葡萄牙表明将请求欧盟的紧急援助时，欧洲的债务危机表现出了其最新端倪，它暴露了在欧洲大陆实施共同货币的所有谎言、欺骗，与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漏洞。欧洲人迄今仍未能正确管理欧元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发行欧元后面的自私算计。
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使欧元得到群众的支持，它的鼓吹者们做出了一连串大多是改变无常的许诺。德国人保证货币联盟将不会引起财政转移支付，并将创造出一种起码与马克同样平稳的通货。法国人把欧元理解为提升其国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工具。对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来说，欧元给予了货币平稳和长期低利率的可能。而对那些诸如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对银行体系高度放松管制的国家来看，欧元导致了暴富的期望。
各种各样的允诺最后形成了松散的治理机制。货币秩序通过一个负责物价平稳的独立中央银行来实施，财政秩序由一项平稳和发展的公约来保证，其中还设定了著名的3个百分点规则，即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限为3%。
受于该种一相情愿的想法，欧元区总是容易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但可惜的是，欧盟从来没有策划出一种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相反，它还推动了一连串在逻辑上互相冲突的原则：禁止退出原则，即不准离开欧元区并从新引入本国货币；禁止违约原则，即所有的主权债务合约都务必得到遵守；禁止紧急救助原则，即成员国之间不得有财政转移支付。当不救助的誓言被清晰写入欧盟法律，禁止违约原则得到欧洲各国领导人心照不宣的答应时，禁止退出原则却很少甚至从未被清晰提到过。各种欧盟条约都没有就禁止退出原则提出具体的程序，唯一正式的退出程序就是彻底退出欧盟的终极选择。当缺乏有效的治理代表着某种危机的机会时，任何明智管理计划的缺失就代表着该种危机总是容易失控。
宏观经济失衡和银行监管不力
目前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承受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德国人往往有超标积蓄，2008年有8%的账目盈余，而欧洲银行使他们能轻易地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大批投资。伴随资金涌入，房地产泡沫立即在两国膨胀，房价在几年间上涨了三倍多。
这原先首要是一个私人的而非公共部门的困难。而目前欧洲存在的主权债务危机已不像其最初起源时那样仅涉及私人部门了。西班牙和爱尔兰的确在以往1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有财政盈余，在当时两国也都被觉得是财政情况不错的。葡萄牙当时虽有赤字，但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只比法国和德国稍高一点。希腊是在欧元区边沿唯一一个历经了典型财政危机的国家，2009年，该国赤字额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欧洲领导人所做出的政治决策，最终危及了个别国家的偿付能力。欧盟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所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可追溯到2008年10月欧元区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即在雷曼兄弟破产后，实施各自为战的方法来处理银行业存在的困难，每个国家只保护自己的银行。受于这一决定，欧元区边沿的银行危机，演变成了一连串传染性的国家财政危机。假使欧元区领导人当初能建立一项欧元区规模内的银行救助基金，并伴之以银行重组机制，危机或许继续会限于私人部门。假使欧盟能理顺当时的银行业秩序，它在处理希腊真正财政危机时将可以有多种选择。
各国领导人只关注表面现象
欧元区领导人仅关注危机的症候并非是其起因，更是错上加错。欧洲领导人把过量的国家债务，并非是那些致使债务的资不抵债的银行，看为对欧元平稳的首要威胁。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经济紧缩，即使这并没有能处理真正挥之不去的困难。缩减预算，而非银行重组，成了获取欧洲财政援助的条件，同期也是至今设计出的所有三个反危机机制的差不多理念，如2010年5月希腊贷款项目；欧洲金融市场平稳基金（EFSF）为那些处在极其资金问题的国家供应紧急帮助；仍有一项顾虑到将来危机的永久性反危机机制——欧洲平稳机制（ESM）。
但就在此时，事实困难仍未得到处理。当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在美国通过，致使银行接受政府的钱成功地清除该国的银行危机时，欧洲却没有相应的反映。欧洲的银行体系任然脆弱。很难精准预期资本不足的程度，由投资银行、评估机构和官方机构所做出的估算各不相同。爱尔兰银行业所需要导入的资本当前直奔700亿欧元。在西班牙，那些最易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积蓄银行所需要导入的资本预期为200到2000亿欧元。德国银行业需要导入的全部资本或许远大超过1000亿欧元，甚至许多。德国的银行体系远比民众一般所理解的更脆弱。希腊银行业也需要执行某种程度的资本导入，葡萄牙也非常有机会这样。欧元区需要导入的总资本数额很或许达到5000亿欧元之多。
遵循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路线的政策将令大大地遏制欧洲的困难，甚至会彻底地终结危机。不幸的是，其中有很大的政治阻碍。一部分欧洲领导人根本没有抓住困难的实质，欧洲人处理银行危机的一贯做法是坐在一旁等候下一次经济恢复的来临。实际上，为了避免统一应对危机的高成本，德国正是如此做的。而假使像一部分欧洲经济专家那样，盲目乐观地设想物业价值、主权违约和经济上涨的话，甚至可以说，银行业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危机。但该种乐观没有现实根据。
人性原罪是危机根源
银行与各自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使困难愈加复杂。在德国，最需要执行资本重组的六家地方银行都与当地政府有紧密关系。西班牙也同样，银行受控于两个首要政党强大的利益集团。爱尔兰的观点家们也经常强调前执政党共和党和银行部门的紧密关系。实际上，有高度政治化的银行体系是欧元区领导人在2008年10月决定以国家为界限向银行系统供应重大保护网的首要原因。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通过客观评估暴露出自己银行系统的尴尬和竞争劣势。德国前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曾清晰表明，德国婉拒将管制权力转移到欧盟，是由于那会让其失去对本身银行的政治控制。
只要没有将银行重组，欧洲的危机就将令连续下去，直到一连串的国家违约形成必然。重组银行业的确会付出昂贵代价且不受欢迎，但这不将对欧元区整体产生严重后果。即便将最大的银行注资成本估算为5000亿欧元，也依然少于欧盟区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10%。从欧元区总的看来，这应当是便于管理的，由于欧元区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比美国和英国都低。但就单个国家来说，就或许无法负担资产重组的费用份额。这就是金融危机将必然地要通过所有运用欧元的国家共同合作加以处理的原因。
当前，欧洲深陷了典型的集体行动窘境：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影响了共同处理方案的出台。但欧盟各成员国依然没有充分理解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欧元时存在的困难。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欧元区的原罪——谎言、欺骗，及在其创建期间的漏洞。除非这些原罪得到坦率的承认，否则欧洲大陆将继续被其所困扰。尽管欧元崩溃的机会性不大，但更坏的结果在于，一个故障持续和分裂的货币同盟疑似正在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