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联储利率会议声明鸽鹰交织，“Taper将至”成市场共识
北京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美联储发布9月利率会议声明和最新点阵图预期：
货币政策层面，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保持在0%-0.25%不变
经济上涨层面，美联储称经济和就业一直在走高。通货膨胀层面，美联储称，通货膨胀上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临时原因。
流行病层面，美联储觉得，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在近期几个月有所改观，但流行病回弹使恢复减缓。经济的成长路线持续受制于流行病的成长。
美联储点阵图表明，预期2022年末前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的观点各占一半（在此之前预计2023年末前第一次加息）。
鲍威尔在星期三美联储政策会议终结后的新闻公布会上表明，“或许最早在下一次会议上（指11月2-3日的政策会议）宣称”减仓。然而他也表明若有需求愿意等更久，并强调减仓并没有代表着加息倒计时开始。
鲍威尔称：“削减资产买入的机会和速度，不会直接传递出相关加息机会的信号。”他还表明，预期美联储不会在完成减仓前开始加息。
总的来说，本轮会议表明加息预计提早，更重要的是鲍威尔对Taper的态度愈加清晰，“Taper将至”形成市场的广泛共识。
二、海外“加息潮”，中国中央银行坚持“以我为主”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倒向，新兴经济体受外溢打击掀起“加息潮”
伴随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显现转折点态势，世界资本流向发生改变，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致使通货膨胀高企，从3月份以来，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陆续开始加息。
在美联储Taper更深一步清晰后，预期海外加息潮大约率将持续——美联储声明公布后不久，巴西中央银行已经宣称又一次加息100BP，并表明预期下次会议将有同样程度的加息。
（二）美中货币政策周期从同步到分裂，中国中央银行“以我为主”
次贷危机以来，美中货币政策周期历经了从同步到分裂的过程，反应出美中两国立足于本国的经济上涨、金融事态和通货膨胀改变，灵活自主地策划货币政策。
1、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
2007.09—2015.12：宽松周期。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影响，美联储于2007年9月18号进入降息周期。到2008年12月26号，美联储将联邦基金计划利率区间降到0—0.25%，并保持到2015年12月。
在政策利率下限降到0区间后，为了更深一步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选择了预测性指导和大额资产买入，即所谓量化宽松（QE）手段。从2008年末到2014年10月，美联储共实行三轮QE，买入政府债券和政府代理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执行扩表。
2014年1月，美联储削减QE范围，引得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国纷纷加息。2014年10月美联储终结资产买入规划，但仍持续对到期资产再投资，持续保持资产范围。
2015.12—2019.07：减缩周期。伴随美国经济从次贷危机中迈出，2015年12月17号美联储开始加息，加息进度一直连续到2018年12月20号，联邦基金计划利率向上调整到2.25%—2.50%。同期，美联储从2017年10月开始缩表。
2019.08迄今：宽松周期.从2018年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显现周期下探趋势。从2019年1月议息会议开始，美联储政策取向迈向鸽派。2019年8月1号美联储如市场预计般开始降息。2020年流行病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计划利率调降到0—0.25%，并开放无限量QE。
2、次贷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周期
2008.09—2010.01：宽松周期。伴随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步入下探周期，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承受重大打击。2008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迅速下跌。在此环境下，2008年9月中国中央银行向下调整贷款基准利率，10月持续向下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并起步降准。这一次降准降息的货币宽松周期连续到2010年初。
2010.01—2011.12：减缩周期。在货币宽松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显现V型回弹。于是货币政策从2010年开始减缩。中国中央银行从2010年1月开始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从10月开始加息。
2011.12—2013.06：宽松周期。2011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从新面对下探阻力，货币政策又一次倒向宽松。中央银行从2011年12月末开始了降准进度，并从2012年6月开始降息。
2013.06—2013.12：减缩周期。2013年下半年，受于前期连续宽松的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足，城投和房地产行业大批通过非标融资，规避监管，金融风险积聚。中央银行出于防控金融市场风险、限制非标融资乱象的目的，缩紧了货币市场流动性，显现了小半年的“紧货币”阶段。
2014.01—2016.09：宽松周期。2014年后面，伴随中央银行监管补位和经济增速下探，中央银行持续降准降息进度，，宽松政策一直连续到2016年三季度。这一期间，美中货币政策显著背离。
2016.10—2017.12：减缩周期。2016年四季度开始，中央银行缩紧货币政策，通过紧货币配合严监管，助推金融同业去杠杆，货币市场利率上涨。
2018年到2020.04：宽松周期。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中央银行从2018年开始按每季度一次的频率降准，货币市场利率下探，中国货币政策进入宽松周期。
2019年11月，中央银行7日逆回购和MLF利率减弱5BP，开始进入降息周期。2020年流行病后多次降息，连续到2020年4月。
2020.04迄今：货币政策回到常态。伴随中国2020年4月以后中国流行病防控“先进先出”和经济V型访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逐渐回到常态，流动性过分充足的状态终结。
从美中货币政策周期可以看出，美中货币政策周期分裂异常广泛，尤其是中国货币政策周期完全受制于境内经济、金融事态，具有极高的独立性。
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表示，2016年供给侧改革后面，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底层逻辑开始了更改和重塑，经历2020年流行病打击后面，中国中央银行形成了以“以我为主”、服务实体、消解金融体系风险为特质的“三驾马车”式的货币结构主义新政策框架。
其中“以我为主”阐述的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的有关性、同步性困难，即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是“大国经济”，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为主，中国中央银行通过加强汇率弹性和依靠中国经济的韧性，服务于“双循环”战略，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不随美联储货币政策“起舞”，降低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改变导致的外部打击和负效应。
（可参见2021年9月10号《8月金融报告的“困难”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难题”！》等文章。）
伴随美中货币政策行情的改变，美中十年期国债的利差也呈现出震荡行情。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美中货币政策选择受制于各自经济的基本分析，不同的货币政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债券市场收益率行情，产生美中利差收窄或走阔。
美中利差是美中两国货币政策的结果，并非是美中利差决定了两国货币政策的迈向，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并没有会依据美中利差发生转移，依据美中利差做债的举动是因果倒置。所以，看美债做中债并没有符合美中货币政策决策模式。
三、美联储Taper将至，中国中央银行降准降息具有可连续性
即使美联储Taper将至，部分新兴经济体掀起加息潮，但中国是“大国经济”，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为主，中国中央银行通过加强汇率弹性和依靠中国经济的韧性，服务于“双循环”战略，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不随美联储货币政策“起舞”。
三季度经济和金融报告显示：受局部流行病打击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影响，中国经济上涨阻力加大：外需（出口）一枝独秀，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低点运行，消费恢复态势遭受挫折，需求侧下探阻力向供给端传播，部分群体就业事态仍较为严峻，宽信用仍未见效。
9月份1年期LPR报得3.85%，接连17个月不变，显示减弱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或许需求更大强度的货币政策支持。
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无论是从宽信用需求宽货币支持的角度来说，依旧从减弱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支持私营小微企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中央银行降准降息的政策都具有可连续性，我们保持“十年国债新中枢2.8%”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