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来说的。改革放开以来，受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滑，显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很难为继的境遇。面对中国经济成功达到“软着陆”之后显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上涨乏力的新事态及新困难，尤其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务必使我国财政政策赶紧从调控功能弱化的窘境中迈出来，对经济上涨发挥愈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愈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平稳的急切需要来说的。伴随改革放开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升，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冲突也日渐突出，成了新事态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连续迅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愈加积极的作用。另外，受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口增长，城市贫困困难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务必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平稳方面发挥至为核心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事态的改变，迫切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显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起码实施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从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该种政策特质和政策取向。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慷慨朝下，依据改变了的新情形、新困难和始料差于的某些外部原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不是是一种政策类型。性质和特点
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目前我国显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上涨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重等特殊情形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临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迫切需要，政策实行又有现实或许的条件下，所做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适度上涨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行、操作通路局部遇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务必执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即使国家财政收支事态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有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加深等原因此贷款审慎等情形下，财政可以通过实行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着重的积极财政政策，来高达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该种政策环境发生改变，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形看，在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仍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冲突任然十分突出等情形下，不宜也不能实施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行既有助于增长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当实施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由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观投资环境、加强经济上涨后劲和产业动员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建为着重的方向。
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本身来说，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建以外，同期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足够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开支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士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开支，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升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减弱了关税税率，对国家激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规模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助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政策取向
投资范围与消费需求结合
在政策着重的选择上，把增长投资范围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匮乏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着重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长产品供给上，由于供给的约束始终是冲突的首要方面。但是，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着重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衡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升需求，但这导致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上涨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是否提升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情况。新事态下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务必把增长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结合
在政策强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由于目前困难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上涨）模式转轨期间，在已经成功达到了经济软着陆，显现了高上涨、低通货膨胀的事态下，首要受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阻碍等基本原因此形成的过渡性问题。正是受于该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仍未完成，结构冲突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形下，假使片面强调和实行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或许诱发新一次的通胀，加剧结构调整的问题，进而非但无助于目前经济的协调、有效上涨，而且还会为后续经济的连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困难的处理，产生许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阻碍。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结合
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激励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相结合。由于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或许及其存在的重大潜力，依旧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上涨、增长国家税收、处理就业困难等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来说，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对扩大内需、达到经济上涨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但是，从事实情形看，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阻碍和问题，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部分亟待研究处理的政策性困难。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由于，既然需求不足会是制衡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困难的处理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务必把短时间与长期、目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调整原因
市场和消费替代
即目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助于更深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渐减轻经济上涨对扩大政府投资范围的依靠。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动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长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开支比重，尤其是增长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开支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长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重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
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达到预定的经济上涨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应，首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长，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上涨目的而执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赶紧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更改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情况所能造成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数字。同期，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积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出口需求替代
尽管国际经济事态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原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增强结构调整，改观政策激励措施，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渠道所能造成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风险原因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达到或失利的机会性。其风险的状况大差不差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实施风险。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来说，致使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方几个方面：
原因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事实，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自身的模糊性，全将导致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受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将来未知性原因的存在。（3）财政政策制定人和实施者的水准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落后，没有随经济运行情况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强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受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拦或政策实施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分析
以上导致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执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务必紧密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执行分析。1998年8月29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有关提请审议财政部有关增发国债用于加速基建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建，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依据这一原则，当年计划的国债资金项目首要包含：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部分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建；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长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更深一步扩大内需和激励出口，决定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长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增强基建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内容包含：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着重投向基建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类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平稳上涨；三是更深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激励投资、促进消费、增长出口。依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首要的政策措施包含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强度，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差不多3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说，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1998年拉动经济上涨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上涨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上涨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上涨速度8％，涨幅比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这显示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显现了迈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起色。在获得成绩的同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2000年国民经济显现了显著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还没有得到根本处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上涨的动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运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显著的提升，不少企业运营十分问题，就业阻力更深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上涨十分迟缓，农民负担过重困难仍没有很好处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更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尽管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行过程中客观上仍面对着适当的风险。致使政策风险的原因首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来说，汇聚在拉动经济的年度上涨上，对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上涨速度连年下跌的原因时，觉得是内需不足产生的，因此拉动经济上涨的政策着力点导致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困难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又一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首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开支范围来扩大内需，动员经济上涨，其余政策工具很少运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上涨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形下，我国财政政策的着重依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执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落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略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强度偏大，财政风险特别是国债风险更深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余所有制经济存在显著的歧视，特别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上涨目标的达到。第七，受于层层截留、挪用，据预期，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上涨大打折扣。防范风险基本对策
确定财政政策目标
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务必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上涨转移到保证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策划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保证年度或任期经济上涨目标的达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方面。只有如此，我国的国民经济才可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上涨的可连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含国民经济连续上涨，也包含经济上涨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转好等。
转移财政政策重心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当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观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着重放在拉动需求方面，如此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此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上涨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上涨速度显著加速，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至升，这表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获得适当的成效。即使有效需求困难还没有得到根本处理，但冲突的首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历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行，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靠近或胜过警戒线，尽管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此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看明我国的国债发行仍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在内为宜，最多不得胜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自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范围和财政开支范围为首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上涨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处理短时间的经济上涨困难，不或许处理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困难。所以，要保证国民经济连续、迅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观供给、增长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助推经济上涨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渐合理化，经济上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调整财政政策工具
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形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务必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尽管保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范围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上涨速度应差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速度，进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减弱。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着重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相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处理。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渐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以助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迅速上涨。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国债资金的到位，提升其运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强度的过程中，投资的着重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更深一步增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着重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行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滑、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形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重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目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当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范围，使之形成增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又一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升值税为消费型升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范围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处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困难，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民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自身的举动，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相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务必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办听证会。各级政府导致收费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无权执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正证实识财政政策的地位
正证实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连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务必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导致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所以，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达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强度和作用规模，维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行，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并非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制定人和实施者，要注重提升决策水平和实施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降低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实施的盲目性。
其余经济政策紧密配合
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达到及其风险的防范，仍需要其余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紧密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务必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我国马上加入WTO的历史环境下，要保证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行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适当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自身的困难，仍有其余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阻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在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务必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予以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私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渐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阻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余领域应尽或许向民间资本放开。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务必对国内民间资本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