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迪克西特生平简介

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教授是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专家。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于1944年出生在印度孟买，1963年获孟买大学理学(数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7年当选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院士，从1981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期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任教。199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2001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2002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2005年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

迪克西特的成就及贡献

迪克西特曾获多个奖项或称号：1985年获印度计量经济学会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1994年获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称号，2001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冯·诺依曼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学奖。

迪克西特最有影响的论文是他与斯蒂格利茨合作发表的《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一文，该文在经济学界导致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重大浪潮。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一开始是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采取报酬不变如果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已无法描述现代世界贸易和经济上涨的现实。长期以来，经济专家们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立数学模型的付出因面对多重均衡解的窘境而一直很难获得击穿性进度。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借助特殊的恒定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第一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即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解析斯密－杨格的报酬递增思想的微观基础。D-S模型显示，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及厂商在生产差别化产品上的无止境的范围经济决定了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有限的情形下，通过将现有资源分配于有限种类的产品的生产既可以达到专业化生产导致的经济效率，又可以达到分工和自此而来的多样化消费致使的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是，“当品种更为民众所欲求时，即当不同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品时，将每一厂商的产出水平推动到穷尽所有范围经济的程度，如此的做法一般并没有是最优的。”最优情况只能是一定品种数量和一定程度的生产范围经济的组合。伴随经济中积攒的可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增长，现有品种专业化生产中潜在的范围经济将被充分发掘。受于消费的无弹性，现有品种的消费将趋向饱和。此时，社会便将相对富余的资源转移到新产品的生产中去。新产品的引入一面更深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福利（或真实收入）；另一面，自此而来的分工的扩展又为更深一步发掘新产品生产的范围经济的动力开辟了空间。这就是由分工和市场容量（收入和劳活力）的扩展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亦即杨格所谓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报酬递增的动态机理。

D-S模型的建立，为贸易和上涨理论界的创新给予了理想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而崛起的新贸易与新添长理论无一例外地采取D-S垄断竞争框架，其中，新添长理论则被称为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20世纪90年代，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更深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由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人建立的一连串新经济地理模型被称为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D-S模型的深远影响自此可见一斑。不仅这样，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还为此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具有打击诺贝尔奖实力的一流经济专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罗默等。

迪克西特理论与新经济的内在联系

在互联网业，民众经常提及水泥加鼠标。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远没有水泥加鼠标外在结合这么简单。我觉得，新经济是旧经济内部冲突的产物，具体说是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冲突运动的产物，强调多品种的规模经济是旧经济中造成新原因的萌芽。研究多品种的经济性，就形成研究新经济发生学的重要困难。

循着这个线索，应当特别注意传统理论中那些包含新经济思想原因的理论。像安德森长尾理论该种典型的新经济理论，后面是钱德勒“古老的”规模经济理论。但钱德勒是研究经济史的，只谈经验，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迪克西特恰好给予了钱德勒后面的数学支撑，将品种这个维度，首次数学化地引入经济学内核。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个新经济理论轴心。

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有关“单一品种大范围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一说法，就会明白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这个理论轴心在说什么。托夫勒的说法，内在隐含的正是一个“数量—品种”框架：以数量为竖轴，品种为横轴，传统工业化特质，品种上是少，数量上是大（合起来就是短头）；新经济的特质，品种上是多，数量上是少（合起来就是长尾）。D-S模型就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函数解析；长尾理论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统计分布（长尾理论名称来因为“长尾分布”这个统计学术语）。钱德勒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系中的利润选择。区别在于，安德森通过统计讲故事，听众是普罗大众；钱德勒通过历史讲管理，听众是管理学家；迪克西特通过数学讲经济，听众是经济专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个新经济专家。

迪克西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面范围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能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矛盾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寻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处理后，情形有所更改），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原因的理论，如规模经济理论、新添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规模经济相关，不是偶然的。由于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困难。杨格表示：“产业的持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达到过程中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务必把产业运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得到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差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规模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如此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减弱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假使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足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自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连串新经济困难，就更找不足理论依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专家能听懂的新经济困难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没有运用规模经济这个术语，它把规模经济表述为其他范围经济。他沿着马歇尔的传统，用范围经济表述规模经济，区别只在外部范围经济与内部范围经济的不同。说迪克西特是半个新经济专家，是由于他的理论是一种准新经济理论。这点不同于钱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中的包含新经济原因的理论（准新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显现为：第一，准新经济理论把少品种与多品种的冲突，理解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即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冲突；新经济理论更深一步觉得属于生产内部（如少品种生产与多品种生产）和消费内部的冲突。在这点上，钱德勒与安德森尽管数学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认识比他彻底。第二，同样强调产品多样化现象，准新经济理论觉得证明的是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觉得证明的是关联化协调的作用。杨小凯大大发挥了迪克西特理论中传统的那一面，把新经济融合解释成了旧经济分工，这是不能让人满意的。第三，同样强调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准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专业化，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打破专业化。第四，准新经济理论依靠垄断竞争框架，新经济理论可以推广到完全竞争框架。第五，对生产机会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来，分工离不开协调，协调离不开分工，争论分工创造财富与融合创造财富，疑似会深陷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诡辩。但我觉得，有一个判据，可以把谁为主导的意义表明出来。这就是追问：品种越少，成本越低；依旧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这是钱德勒思考的困难，他比迪克西特与杨小凯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个范围经济如果，而没有将互联网现实中越来越常见的“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内生于模型当中。这点远不如不懂高级经济学的安德森。

但不管怎么样，迪克西特首次给予了品种多样化的数学分析工具，为将来的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分析给予了更深一步拓展的前提，为互联网作用进入经济学内核给予了或许，这个功绩就已经很大了。

印度迪克西特、阿玛蒂亚·森两名诺贝尔奖级的经济专家，都在新经济的基础理论层，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前瞻性见识这个方面上，已经组成了印度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中国主流经济专家全体一头扎进第二次浪潮（工业化）过时困难中很难自拔，不往前看，见识上的差距是显著的，把握不好上游机遇有必然性。

迪克西特的首要著作

迪克西特的首要研究领域包含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上涨和发展理论、公共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他撰写的一连串著作，均已形成经济学有关研究领域的名著或经典教科书。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差不多150篇。

《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1976）《均衡上涨理论》（1976）《国际贸易理论》（合著，1980）《未知性下的投资》（合著，1994）《经济政策的策划》（1996）《策略博弈》（合著，1999）《非法举动与经济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