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介绍
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间（一般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弥补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在运用价值上，国民收入是由体现新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组成。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有农业、工业、建筑业和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继续的运输业、邮电业以及商业等。
它是反应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所以常被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亦是国际投资人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
反应国民收入的两个首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即GDP) 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GNP, 即国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期间本地执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的收入。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期间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就是从一个期间内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减去生产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部分。统计数字
两个统计数字都涉及生产的概念，是指投入资金、劳力及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以纯从资产价格变动而获得的利润并没有计入。此外，有关本地居民是指所有以该国家或地区为经济利益中心的个人及机构，与其国籍及资金来源地无关，所以本地居民亦包含长期在此区域工作的外来劳工及外资分公司。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会经常被比较，除直接比较外，亦会计算人均的国民收入，以增长其可比性。而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一般会以本地货币计算，所以需要以当期的汇率先作转换，此外亦有一部分做法是以买入力平价作转换，以避免因汇率的扭曲或许。
另一面，同一地区不同期期的国民收入亦会经常被比较，一般不会直接比较，而是会扣除价格变动后，计算出固定价格或事实国民收入，才作比较。至于未扣除价格变动的国民收入则称为当时价格或名义国民收入。
仍有，国民收入亦会被用于反应此区域居民的富足情形，但是有其制约。
国民收入并没有包含不在市场执行的生产，如家庭主妇的生产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并没有反应资源的投入，如长工时的投入及大批天然资源的运用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只反应当期的收入，并没有反应累积的收入。
国民收入没有反应收入分布。
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间（一般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弥补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在物质形态上显现为体现新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分。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首要有：工业、农业、建筑业和为生产服务的运输业、邮电业等。商业部门中的分类 、包装、保管等劳动，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也创造一部分国民收入。上涨原因
首要有：
社会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量的增长。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运用价值量同社会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投入的劳动量愈大，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运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物质形态上的国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国民收入上涨得就越快。在社会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量为适当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运用价值量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愈高，国民收入的运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当社会劳动资源已得到较充分的利用、经济的成长高达较高水平的阶段时，发展科学技术，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增长国民收入的首要渠道，也是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根本渠道。
生产资料利用的节约。这代表着社会总产品中用于弥补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降低，进而使国民收入的运用价值量增长。节约生产资料可以用同量生产资料生产许多的社会总产品，进而致使同量社会总产品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放大 。在这3个决定原因中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国民收入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执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执行的。一般来看，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执行的。国民收入经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积攒基金和消费基金，分别用于积攒和消费。反应情形
国民收入是反应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直接反应这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作为综合指标，它可以反应社会再生产及其最结束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收入反应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攒与消费的关系，反应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攒与消费的关系，反应的则是劳动人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的经济关系。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期间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能够比较精准地反应这个国家新添加的物质财富，因此也是反应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是一个综合性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民收入泛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5个总量，及其有关指标；狭义的国民收入仅指国民收入。衡量方法
收入法
是通过加总本国居民、公司和个人直接得自当期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收入，即要素收入之总和。对该种由所有要素收入之和给出的国内总收入，只要随库存升值对之执行调整，就可以得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DP；假使再加之来自国外的财产净收入，就可得出国民生产总值。
开支法
是把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执行加总，进而得出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总开支。它导致总和最终买入价值，而把所有对中间货物的开支消除在外。
产出法
是总览该国的工业和生产性企业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增长值。这些增长值之和得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DP，若再包含来自国外的财产净收入，它就能给出国民生产总值。分配运用
国民收入在生产出来以后，要执行分配。分配过程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在参与直接生产过程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执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执行的。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从事活动的人，如国家行政人士、军人、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教师、医务人士等，他们的收入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一般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和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执行。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各部分人、各个部门、方方面面的最终收入，最后作为消费基金和积攒基金分别用于消费和积攒。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执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执行的。一般来看，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执行的。国民收入经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积攒基金和消费基金，分别用于积攒和消费。指标作用
国民收入是反应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直接反应这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作为综合指标，它可以反应社会再生产及其最结束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收入反应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攒与消费的关系，反应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攒与消费的关系，反应的则是劳动人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的经济关系。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期间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能够比较精准地反应这个国家新添加的物质财富，因此也是反应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我国已经具备国民收入倍增条件
向上调整个税起征点、向上调整最低薪资等事关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常常会形成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最近，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改革压力、方向等困难，本报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薪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执行了采访。苏海南表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当会出来。
正视贫富差距拉大困难
问：有发文说，收入分配方案当前仍处在研究和起草阶段。您是否告诉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何时能够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决，会有什么后果？
苏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当会出台，由于中央提出相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困难已经非常严重，当下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假使再不处理这个困难，或许会致使一部分严重的社会困难。
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困难，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当下的情形来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保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达到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薪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薪资的2000多倍。
此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员工薪资的情形，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广泛存在，一部分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助、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困难务必加速处理。
问：您觉得致使目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苏海南：原因首要有三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不合理产生的制衡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增大了由生产力不均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形成收入差距不合理的首要根源。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的影响和制衡。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更深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困难，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困难的制衡和影响。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迄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国企利润上缴要合理
问：您说过，“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原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这些形成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压力。”请您分析一下该种改革压力的具体形成机理。
苏海南：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运营，这是值得理解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依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值得接受的；国有企业广泛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但是假使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得到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原因得到的利润，假使不被刨去，反而形成国有企业人士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有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参与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策划，同期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增强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调控。各相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拦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问：国企利润应上缴的比例在多少合适？如何保证其上缴的利润用于民生需求？
苏海南：当下是上缴5%到10%的利润额度，首先我认为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当提升；其次是提升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当清晰首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余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运用的来龙去脉，都务必有清晰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保证这些钱首要用于民生建设。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问：有人提议，中国也应当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我们是值得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当下应当说基本具备如此的条件，所以应当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相似的做法。假使年均薪资上涨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历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如此的目标。但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机，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主张大部分人收入有大程度增长。
问：您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具体体当下何处？
苏海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当下仍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了4000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而且到2020年，要达到全面小康，所以，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上涨得更快一部分。这些年，总体来说，居民收入上涨、劳动收入的上涨是偏低的，是差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上涨水平的。这几个原因的累加，再加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清晰要提升两个“比重”，要建立职工薪资正常上涨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所以我们当下做如此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称或者是内部掌握，均为应当给予考虑并作出决策的.经济意义
国民收入指标综合地反应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成长水平，尤其是，一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是反应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
国民收入的生产结构和经济成份结构指标综合地反应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
国民收入指标综合地反应社会再生产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国民收入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反应着不同的经济关系。比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用于消费和积攒的比例反应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等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消费部分与资产阶级的消费和资本积攒的部分之间的比例则从一个侧面反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
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运用中的各种比例关系，比如，消费基金和积攒基金的比例关系及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比例关系，对社会再生产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民收入是反应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比如，国民收入的上涨额同积攒额执行比较用以考察积攒的经济效益等。受于国民收入扣除了物质消耗的原因，避免了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消耗的价值的重复计算产生的虚假现象，因此能够比较精准地反应社会新添的物质财富。受于国民收入指标的经济意义，世界各国都在执行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分析。
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国民收入的理论和实践 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都不能正确地表明国民收入的本质、来源和分配的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A.斯密，一面承认劳动是所得的源泉，劳动创造价值，但另一面他觉得在社会产品的价值中不包含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薪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劳动得薪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薪资、利润和地租组成“纯收入”，并做出价值是由这三种收入组成的结论。斯密的这个庸俗见解，后来被资产阶级经济专家奉为教条。他们利用“斯密教条”，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有关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中的庸俗成份。比如,J.-B.萨伊鼓吹“生产三要素”，觉得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给予了生产性服务”的结果；薪资、利润和地租是自此获得的相应的“收入”。萨伊提出了所谓“三名一体”的分配公式：劳动得薪资、资本得利息、土地得地租。这就根本否定了劳动是创造资本主义国民收入的唯一源泉，掩盖了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对聘用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说：萨伊的“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由于它宣称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看法推崇为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斯密教条”和萨伊的“三名一体”公式是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国民收入的理论依据。该种计算抹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否定各阶级和阶层收入的性质和来源的区别，把国民收入解释成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职业人士的收入总和。比如，美国按部门计算的国民收入，就包含政府官吏的薪金、非生产性的服务业收入、银行和保险业的收入等等。在薪金项内，既包含生产员工的薪资，也包含经理人士的薪金等等。依照该种计算，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创造国民收入，而且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也创造国民收入，不仅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创造国民收入，而且凡是有收入的人，包含牧师、警察、军人、法官、食利者、赌场老板,等等,都创造国民收入，进而掩盖了劳动和资本、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的国民收入有极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国民收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在一定期间（一般是一年）所创造的社会净产值。从实物形态看，它显现为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当年新创造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包含全部消费资料和扣除了用于弥补本年度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生产资料。从价值形态看，它显现为该年社会耗费的全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即余下产品价值和必要产品价值。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绝多部分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创造的。仍有一部分是由个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余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水平是反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的综合指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反应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国民收入上涨速度，差不多反应国家经济上涨的进展。另外，国民收入又是生产上涨和节约劳动消耗的综合体现，它能够全面反应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以国民收入作为考核各生产部门、各生产单位运营成果的首要指标、可以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增长生产，厉行节约，提升经济效益，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为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恰当地处理国民收入的分配和运用困难，中国的经验是，要着重研究和控制三个首要比例关系：①国民收入运用中积攒和消费的比例。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用途，体现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一般应该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在人民生活消费逐渐有所改观的基础上，使积攒维持于一个合理的必需的界限，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着重部门建设,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储蓄力量。②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它反应国家集中多少纯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在生产发展的情形下，应该使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有适当增长。在一定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应该使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快的上涨，使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维持在一个必不可少的界限上。③国家财政开支中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所占比重。这首要表现国家建设范围的大小，基本建设范围能否同国力相适应。假使基本建设拨款所占的比重过高，必然显现基本建设范围过大，胜过国力的机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反之，假使基本建设拨款所占比重过低，又会显现基本建设范围过小，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认真研究上述首要比例关系的成长改变，寻求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界限和规律性，自觉做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运用的有计划调节，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冲突,更深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