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税收回报理论
(1)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采取：
政府在以知识为基础产业获取税收的总额/ (以知识为基础产业的总投资额+政府减免税总额)×100％
(2)准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一般采取：
政府在知识产业实体中获取的税收总额/ (政府在知识产业上的财政直接投资额+政府税式投资额)×100％
作用
税收回报理论
在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税收回报理论可以在下方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确定积极的税式开支政策，激励企业和公民向知识产业投资
与税收回报相对应的是税式开支。所谓税式开支，是指一个国家为了达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平稳、连续发展，通过税收制度形成的，以税收优惠方式来高达目的的间接开支。它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一部分具体手段来达到的，一般的手段有：税额减免、起征点和税收扣除；优惠税率、优惠退税、盈亏互抵、税收还贷和税收抵免；税收递延、增速折旧和特定准备金。
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实施了程度不同的税收优惠。如美国在促进信息产业等发展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式开支与直接开支（即直接预算开支）之比为46∶54；奥地利在教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税式开支与直接开支之比为32∶68；新加坡对新兴工业、新兴劳务公司等方面的税式开支与直接开支之比为43∶57。日本政府为了支持科技事业的成长，先后策划了《促进基本技术研究税则》和《增长试验研究税额扣除制度》等税收政策，仅1981年就减免税额达6万亿日元，占各种减免税的25％以上，以后的支持就更大了。比利时政府规定，企业用于科研、运用新材料的费用可在企业利润中全部列支。中国为激励知识经济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出台了一部分税式开支政策，着重在运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上作了优惠规定，其总的税负与正常税负对比，优惠程度在26％左右，对促进知识经济的成长起了一定作用，但与发达国家对比差距还较大。所以，应继续通过税式开支的扩大，吸引和激励投资人对知识产业投资，以加速中国知识经济的成长脚步。
(二)确定政府间不同级次的税收回报标准，促使各级政府建立以财为纲的知识经济发展思路
中国当前实施的是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分5级，即中央政府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含省、市、县、乡，下同）。在现行税制中，知识经济供应的税收回报对5级财政来讲，其分配还不够合理。要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知识经济的积极性，就务必依据各级政府的不同职能确定不同标准的税收回报。依据中国的现况，目前和今后一个期间，各级政府间的知识经济税收回报标准应以回报额的40％归中央、20％归省、20％归地级市、20％归县和乡为宜。只有如此，才可同期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知识经济的积极性。各级政府要树立以财为纲的战略思想，策划相应的知识经济发展计划。要尽量做到上任何一个项目，开发任何一个产品，办任何一个科技园区，最终都要为国家创税、为财政增收。最终没有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要少搞或不搞，但在项目或产品开发初期不能追求太高的税收回报。
(三)确定不同情形下税收回报率的最佳界点，以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上涨的良性互动
税收回报率定高了会障碍知识经济的成长，定低了会影响财政增收，定得适中就会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上涨的良性互动，这个适中点就是税收回报率的最佳界点。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性较大的大国，确定知识经济的最佳界点不能一概而论，既要有整体的最佳界点，也要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最佳界点，还要有不同期段的最佳界点。受于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经济，它可以创造很高的效益，尤其是能创造丰富的溢出效益，是政府迅速提升财力的重要渠道。因此，中国当前的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整体最佳界点定在300％为宜。在知识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东南沿海等地区，最佳界点定在500％—560％为宜。在中部地区（湖北等省）最佳界点定在400％左右为宜。在知识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部省份，最佳界点定在150％—170％为宜。此外，无论知识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地区，依旧不发达地区，对知识经济的某个产业、某个产品，要针对其不同发展时段确定不同的税收回报最佳界点。
就产业来说，在创业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0—5％为宜，以扶持其迅速壮大；在成熟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200％左右为宜，与全国总水平打平，使之既能储蓄迅速发展的力量，也有适当的阻力；在丰产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600％左右为宜，既能使企业维持连续发展的态势，也能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分配差距，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就产品来说，在开发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为0，以激励企业开发新产品，打造名牌产品；在试产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30％下方为宜，使运营者能有较足够的财力对产品执行宣传和改进；在成熟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300％左右为好，使产品平稳发展；在丰产溢出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600％左右为宜，使企业增收与国家财政增收形成良性互动。
困难研究
税收回报理论
第一，依据税收回报理论的原理，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和税收制度，界定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以规范社会产品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措施是：授予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清晰的知识经济发展权、知识经济受益权、知识经济税收回报标准的确定权；建立地区、行业、企业总的税收回报的研究、测算、监控机制，使之总的税负不轻不重，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允许企业和个人依据所创造效益高低实施不同的利益分配标准，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
第二，依据国际惯例，结合税收回报理论的操作程序，建立适合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措施是：建立适应总的税收回报运转的税收法规体系，改当下的对某一纳税对象多税种调节为主税种调节；建立统一协调的税收征管机构，改当下的多层、多头执法为统一规范执法；建立高效、统一、资源共享的税收信息化管理体系，加强对总的税源的监控和税收回报标准的掌握。
第三，依据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税式开支管理体系。伴随经济的成长，国家应更深一步加大对知识经济的税式开支。税式开支的政策、税式开支的运用、税式开支的效率分析、税式开支的回报统计、税式开支的调整策略等等，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士来负责。所以，可以考虑在税务机构内部组建一支专门的队伍来从事此项工作，使中国的税式开支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