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James O'Conner'S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简述
社会生态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美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近年发表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学术力作。在该书中，奥康纳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所谓”理论空场”，对当今世界显现的生态困难，探究其理论根源。他通过从新注解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如此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从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的机会性执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造成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社会背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自德国科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第一次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以来，至今已一个多世纪了。但事实上，生态科学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凸现出来的。伴随资本主义世界化进度的加重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日益凸显，生态作为“困难”被提及了议事日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如此一种环境下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一一引者注)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世界化。”当前的生态危机也呈现出世界扩散态势，日益形成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困难，这一切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自然的理由》是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在该书中，奥康纳对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造成，执行了理性的反思，觉得它的造成离不开下述社会背景：
首先，三种“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降低；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重大助推下)的改变；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阶段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成长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
其次，资本的地区化和世界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再加之各种类型的环境一生态和社会政治困难的成倍增长。
在上述背景之下，形成了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种族、生态运动等)和员工运动向生活领域的扩展，作为反应该种社会改变的理论之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生态学社会主义，也就孕育而生。
(二)“理论空场”的存在是构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动因
奥康纳表示：“当今世界经济的首要轮廓差不多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彰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注解出来，”所以，在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任然是可信的，进而也就指明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在奥康纳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生态感受性”的缺失，但的确存在生态学视角的理论基因。针对有的学者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困难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奥康纳辩解说，马克思“在有关社会的看法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攒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同期，他表示，马克思的看法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指觉得生产力以及指觉得终极目的的所谓的生态社会思想。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的追溯中，奥康纳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功绩。他表示：“卢卡奇作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所得到的成长为前提条件的)正处在物化当中，这一看法陆续被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以及其余一部分批判理论家所接纳。他们这些人对具体的社会和国家的批判是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的一种逻辑上的自然保持。奥康纳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实践则持否定立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其实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深层的规范性要素并没相关系⋯⋯。”
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尝试试图的是环境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对话，但作为一种社会改变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或许呢?他的回答是，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对地球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困难，这些政治生态学所首要关心的困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理论空场”的存在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力图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执行重构。
(三) 生态困难是建构生态学马克思理论的现实动因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是冲突的。资本的扩张形成一种无制约的必然趋势，奥康纳表示：在“自然界自身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转的节奏和周期的。”今天，环境困难已经是资本主义各种冲突的集中体现，对资本主义执行生态批判，无疑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领域。
首先，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度来说，环境困难是资本主义冲突发展逻辑的当代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困难在当代的集中体现，而生态困难“应当被看为资本主义期间所凸现出的各种历史困难之发展的顶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结构转型起码用一种粗略的逻辑，书写了其本身的历史叙事，该种历史叙事与发生在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或‘自然’领域所发生的改变是相对应的。”
其次，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当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构建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运用价值的冲突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起码可以说，他们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一面十分关注把总的上的劳活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即“生态规则性”过程。另一面，他对当时的生态困难，“如农业中土地质量和数量困难的讨论很感兴趣。”这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构建给予了一个基本的前提。
又一次，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显现的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等三种劳动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生态后果。正如恩格斯所表示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劳动发展史中寻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全部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劳动发展史，但是，注解劳动史务必联系自然史。劳动史和自然史是相辅相成的，奥康纳表示：“自然史或多或少是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自然史是劳动史内在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否处理生态困难，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一个基点。
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构建
(一)“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缺失
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个重要内容在于他对自然概念的独特理解。他首先列举了《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自然”一词的概念，依据他的考证，自然(nature)来因为拉丁文“nasci”，本义为“出生”的意思。觉得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自然的含义由“本质”、“基质”扩展为过程的规律、趋势。接着，他表示自然概念的第三种用法是“种类”以及“物质世界的整体”，并觉得该种用法首要体当下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中。资本主义启蒙思想觉得“自然”是一种事物的集合体，是一种可以随意拆分的商品，“自然”常常被理解为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被理解为“事物的堆积”，在该种工具主义思路的支配下，自然仅仅被看为某种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东西。有关自然概念的第四种含义是“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该种自然概念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显现并流行于19世纪，我们可视之为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理解的理论反驳。奥康纳并没有满足够上对自然的诸种理解，他觉得应当把自然概念的变革与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客观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转变放在一起考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奥康纳是想从自然生态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执行批判，并尝试导引出某种批判的革命张力。他觉得自然概念应具有“条件”和“环境”的含义，且应被理解为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必需之物，“人类是依靠于‘对生命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
其实，自然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一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转性”；二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奥康纳觉得，对这两个特质的忽略或否定，致使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地位的缺失。奥康纳表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受于缺少“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观念，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只把自然当作生产、生活随意掘取的资源和驯化的对象。他所谓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是说自然界自身的存在就是它本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具有无条件的至上性。他觉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俏关系，尽管成功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转却“边沿化”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困难，正由于这一点，奥康纳在将马克思定位于”前人类学”的话语言说，仍未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觉得，资本主义的成长以及一切社会的成长，均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均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他表示，假使没有正确的“自然”观念，就无法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奥康纳觉得，资本主义冲突依照政治、经济、社会一文化、生态的逻辑线索展开。从历史书写的演进逻辑来说，现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逻辑与资本主义的成长逻辑是统一的。之所以这样，根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缺乏自主运转性和终极目的性进而缺乏应有的社会结构地位的自然观。到了2O世纪晚期，在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一文化必然性的框架内，显现自然资本化，或者说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然，自此也开始了与该种自然所展开的斗争。“以环境的历史为书写内容是最新可能是最后的一种历史书写类型”。奥康纳觉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首先就要遵守自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制衡性。
(二)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
奥康纳表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供应对其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努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正确理解的‘自然’以及在这一理解基础上的‘文化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以期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供应理论前提。奥康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认作是一种“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这一点实际上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给予了合法性根据。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以协作为介入点的。他觉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之所以被忽略或弱化，是由于源自协作未被全面理解(比如：协作所应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统中的“协作”内涵)而被单方面处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理论倾向，在该种看法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即“技术决定论”；而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角度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即“权力关系决定论”(此看法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奥康纳则觉得协作应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即由技术、权力关系、文化和自然“四原因”决定，从而将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执行探讨，生产关系内的改变引起协作关系从而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改变。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自然系统的协作内涵没有应有的地位，所以也没有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他觉得，要修正、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协作范畴是一个显著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当中，以期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批评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轻自然重技术的“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觉得马克思带着技术决定论的偏见将协作模式归因于技术的作法是不对的，并觉得任何一种协作模式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奥康纳夸大了协助模式的生产关系性质，并将之看为与技术同等重要的原因。
他觉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前人类学的”的性质，表示马克思“对化学的意向要远远大于生物学的意向”。而他则要在这一理论中掺进自然的内容。为此，他提出两对新概念：“自然的生产力”“自然的生产关系”和“文化的生产力”“文化的生产关系"。他觉得，“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同“文化的生产力”和“文化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这两对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应具有同样的地位。“自然的生产力”，指的是自然系统或自然过程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的合作者”。奥康纳觉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涵应向内向外得到扩展，即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向内延伸到生物学维度。自然系统的自主性运转使它形成“自主性的生产力”，任何生产都务必承受自然条件的规定和制衡。“‘自然’的生产关系代表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能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任何其余原因对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成长，供应更为多样的机会性。”生产关系总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之上。我们知道，马克思始终将自然和历史看为一个辩证统一体，觉得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青年卢卡奇却开了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先河，他及其后继者们都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对历史的强调自身并没有错，核心在于它产生了如此一种假象，即疑似马克思主义无自然理论。而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就包含自然的概念以内，由于在马克思那里，两者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无自然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自然。此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不必延伸到生物学领域，不能由于它没有涉及具体的生态学理论，就觉得它是不全面的。在奥康纳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表当下，它是由自然界所供应的(或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得到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是指它除了包含总的上的活劳活力外，还包含着承受文化实践活动影响的劳活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是指，生产的成长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其余的一部分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同期也是主观的，由于它所包含的财富范畴同期具有文化的意蕴，它建构的特定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也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
奥康纳强调自然，是为了表明自然应当和文化一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予以应有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概念。文化的生产力就是生产力中的文化内容和生产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文化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文化内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奥康纳将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表述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成长水平、保持劳活力价格平稳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原因多元决定。”所以，他说，“受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实际上是不或许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笃定，从这个方面上讲，马克思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视域中作为建构者的地位已经丧失。在他看来，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模式的劳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一定劳动者群体的文化结果，假使对文化的主导模式、法律体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不甚了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协作)的具体形式，连对生产关系自身也很难得到真切理解。依据上述理论，奥康纳觉得，既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运动来看明社会形态及其运动，那么，“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自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揭示，充分显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互动性。
(三)社会劳动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社会劳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题。奥康纳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交互作用，社会劳动则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起着调节作用。他觉得社会劳动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物质性的临界面”，基于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上述缺陷的理解，他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他觉得，无论如何，“劳动”范畴应当依然维持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奥康纳的“劳动”范畴既不是指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是仅仅指劳动者从事的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大量的“社会劳动”。
社会劳动在一连串的关系中得到自己的特质。首先，社会劳动具有“自然的特质”。即社会劳动建立在自然系统基础之上，同期，自然系统对劳动具有调节作用，人类的劳动不能无视自然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其次，社会劳动具有“文化的特质”。即人类的劳动不仅仅是纯客观物质生产和依照价值规律交换的过程，事实上它是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的。劳动产品在生产以前和在卖出之时，诚然也包含在消费之时，总是被文化中介了的，文化赋予物质产品以意义。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运用价值已经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离开文化，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运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的文化特质和自然特质同期显示，社将是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的多元交互作用系统。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核心。
以此劳动观为基础，奥康纳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第一步，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执行探讨。奥康纳所讲的协作包含人与自然的协作和人与人的协作。协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而是双方对等、彼此尊重独立性、自主性的合作。以此协作模式来理解劳动关系，并考察协作、劳动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关系，将令得出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结论。第二步，“建构一种能够阐释文化与自然界对所有者和统治阶级的力量造成影响或起促进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该种力量正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原因联合起来并对之施增强制作甩的力量。”他相信，新的社会劳动观将令重写历史，重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体系。在该种修正或重构中，“社会劳动依然维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的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期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对社会劳动范畴执行了质疑并使之丰富。”其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是全新的自然观、文化观和劳动观，环绕自然、文化和劳动的关系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建构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四)资本主义和自然：可连续的资本主义何以或许
奥康纳表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致使的社会动荡困难的重要理论家，但他们的确没有把生态损坏困难看为其资本主义的积攒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困难。他们没能精准地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本身的能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或许是生态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生态经济专家’，但他们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损坏作用。他们自此出发的理论前提是：自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并非是归宿。”奥康纳觉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都集中研究交换价值、抽象劳动、资本利润和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忽略了运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性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义。其结果，这些理论只能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描述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即生产与生产条件的关系上，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包含自然环境以内生产条件的损坏，而生产条件的损坏又如何倒过来加重了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危机，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内在必然性。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缺失处出发，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关系的研究，强调运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资本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意义，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产生了环境、经济和政治的生态危机，并以此揭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上的本质区别。奥康纳根据这一思路，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主义与自然，资本主义积攒与生态危机及其引起的政治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奥康纳表示，即使马克思对“生产条件”三种不同类型执行界定，即“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但是他没能对它们执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关基础设施的提供条件的论述是很少见的，至于对空间、都市及其余一部分困难的阐述，则根本没有”。而且表示产生这一理论空场是有历史原因的，即他没有对生产条件执行系统性的研究。生产条件不仅指生产力，而且也包含生产关系。奥康纳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场出发，阐明生产条件在市民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其次，奥康纳表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资本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危机所致使的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新整合进更高社会形式的基本看法，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予了出发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冲突，资本的生产不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冲突、以及由危机导致的把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从新整合到具有更为显著的社会性形式中。他表示，马克思对环绕生产条件的提供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对资本的成本、花费及灵活性的影响困难谈的很少，“对生产条件的物质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系困难也没有展开理论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冲突有机会会致使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困难上的“生态学”理论始终没有做出阐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冲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的第二重冲突)。
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冲突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而且依旧余下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依靠危机而存在。资本往往通过调整本身来处理危机，对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协作形式为前提，危机在本质上就创造出了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机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执行分析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冲突，生产条件不是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积攒损害或损坏了资本自身的条件，并威胁到本身利润的得到及生产和积攒许多的资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把信用的结构注解为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把其注解为资本的生产不足的结果。奥康纳表示，“不管是马克思本人，依旧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由危机所致使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改变，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条件建立之间的关系困难。”于是，要达到一种转向社会主义的机会性，就须整合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生产不足的危机，完成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重构。
第四，奥康纳表示，资本主义积攒致使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或许会导致经济危机，同期生态危机所致使的环境运动有机会会加剧经济危机的程度。生态困难是与新技术、生产及需求的迅速上涨联系在一起的。伴伴随资本主义技术的成长，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脱离自然，资本主义独特的时空统一体把生产从以前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中脱离出来。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中是一种胜利，但在生态领域中无疑是一种灾难。可连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能否或许?“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回答。可连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指“生态可连续性”，由于资本主义的可连续性依靠于积攒和危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资本主义不或许可连续发展的看法之一。奥康纳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损坏作用，但“没有把生态损坏困难看为资本主义的积攒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困难”。他们留下的“导致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依旧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积攒理论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中”。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性质来因为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所以，资本必然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是冲突的。受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的成长中面对的冲突日益拓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对抗性质致使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和生态危机的成长，资本主义El益损坏本身的生产条件。总来说之，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也是资本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危机不仅来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求方面，而且也来源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方面”。奥康纳觉得，与生态发展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不或许连续发展。
(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一生态学社会主义何以或许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绿色运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绿色运动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原因，是由于其目的是处理资本主义的总的危机，包含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是新事态下的“阶级斗争”。在他看来，一面，生态危机是一个“阶级困难”。由于，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化环境下，即使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有生态运动，但是两类国家的环境运动有不同的模式。北部国家是剥削阶级和消费阶级的化身，南部国家则是被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化身。
另一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生产条件，包含劳活力、经济基础以及自然界，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威胁，不但是利润积攒的困难，而且是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存性困难。环境保护运动努力于追求环境和生产条件上的社会正义。所以，环保运动是阶级斗争性质的。尽管他在理论上充满信心，也目睹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性质，但依旧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充满失望的。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被资本所化解。
依据马克思的思路，在资本主义社会，运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并非是满足需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执行某种定性的理论批判，但却执行一种定量的政治实践。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的生态可连续性导致理论上的，无论前苏联依旧现行其余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很难真正迈向生态可连续发展。所以，取代现行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与生态学结合的社会主义，即生态学社会主义。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一一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该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质，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活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运用价值的。”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整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他期望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首先，世界规模内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建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世界资本主义的冲突自身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
其次，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将构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由于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而且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由于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核心作用。”缺少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一种在动态上可连续的社会差不多是不或许的。”奥康纳清晰表示，“坦率地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举动的危害性小得多。”“与资本主义的情形不同，大范围的环境退化或许并不是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看更能高达生态平衡。
总的来说，奥康纳通过探讨“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缺失，剖析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所谓”理论空场”。他从新注解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如此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从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尝试唤起民众对自然的从新认识与重视。他的理论与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莱易斯和阿格尔)有显著不同，这首要表当下他并没有是轻易地否定马克思的任何理论，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并用生态学看法对马克思主义执行补充、重建。需要表示的是，奥康纳从不盲从生态学的看法，并始终与环保主义者维持距离。即使从总的向上瞧奥康纳深陷了一种理论上的折中主义和多元决定论，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综合也是不成功的，但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依旧值得我们反思的，起码对我们在目前事态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适当的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