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简介
经历十多年发展，德隆逐渐形成了以传统产业的区域市场、世界市场为目标的重组与整合能力，通过对企业的收购、兼并，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和先进的管理资源，加强其竞争能力，达到其结构升级与制度创新；同期在世界规模内积极谋求战略合作伙伴，与行业的领头企业、领头人结成战略联盟，追求行业市场的高份额，谋求形成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助推中国传统产业的振兴。
德隆在多年的运营实践中炼就了以产业研究与战略规划、资本运转与行业整合为主体的企业核心能力，形成了融合不同文化、崇尚个性与创新、提倡团队合作、不为繁文缛节束缚的俱乐部式的企业文化氛围。涉及领域
德隆已形成范围投资的行业领域有：机电业（汽车零部件、家用户外维护设备、电动工具及金属材料）、食品业（番茄及果蔬饮料）、建材业（水泥制造、新型建材）、农业（种子、种植、加工）、旅行业、金融业等。发展历程
总部
位于上海浦东的德隆总部大厦(原)1986年，德隆前身--乌鲁木齐市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和天山商贸公司先后成立，从事彩相冲扩、服装批发、食品加工、计算机销售等业务；
历程
1992年，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成立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开始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
1994年，成立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在新疆执行农牧业开发；
1995年，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有关,行情)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设立北美联系处，拓展国外业务；
1996年，受让新疆屯河法人股，组建新疆屯河集团；
1997年，受让沈阳合金法人股，进入家用户外维护设备、电动工具制造领域；受让湘火炬(有关,行情)法人股，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1998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改制为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深圳明思克航母世界实业有限公司，建成大型军事主题公园——＂明思克航母世界＂；
成立中国民族旅游有限公司,进入旅行业；
1999年，成立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武体育有限公司，进入文体产业，成功举行＂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常年赛事；
2000年1月，在上海浦东注册成立德隆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控股新疆德隆集团和新疆屯河集团；同年8月，更名叫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同年10月，注册资本增到5亿元。
德隆已形成范围投资的投资领域
制造业——汽车零配件、重型车、电动工具、番茄酱及经济作物深加工、水泥等；
流通业——城市商品流通业、农村农资超市等；
服务业——金融和旅行文化服务等。公司其余
德隆产业整合神话后面
德隆神话的华彩乐章，是所谓“产业整合”，其“黄金”期间是1998年到2000年。
尽管投资相当庞杂，被业内戏称为“与国家计委相当”，德隆最首要的产业整合行动依托“老三股”展开，形成了以食品饮料加工、汽车配件、电动工具、水泥为四大支柱下辖子(分)公司逾百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是德隆作为“实业巨子”的金字招牌，也是德隆实业一翼从各大银行借款170亿元的凭借所在。
但是，所谓德隆的产业整合，并经不起推敲。早在2003年初，一家著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即对“德隆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作出系列财务风险分析数据，表示“德隆系”产业公司广泛存在巨大财务困难，亦存在大量业绩疑点。
德隆所谓产业整合，是以接连的并购来达到资产范围、销售范围的快速膨胀，但企业的还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外界无从分析并购的成本能否合适，而德隆庞杂的胃口也令人怀疑它根本不或许逐次消化。
德隆的产业体系分析
从专业财务分析上可以看出，整个德隆的产业体系脆弱不堪，完全是依靠银行资金堆砌而成，运营风险极大。
第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过高。2003年末，与净资产对比，四家公司的借款依存度均大幅胜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达到184%。这显示“德隆系”企业对外部借款的依靠度极大，且首要为银行短时间借款，支撑结构性资产，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德隆系”企业的银行借款首要有三个用途：借新还旧(包含短时间贷款和到期利息)、执行新的扩张(投资)、覆盖新添的应收款和存货，真正用于生产运营部分的贷款很少。
第三，所谓短贷长投，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银行短时间借款支持长期投资现象严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这里首先有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由于贷款投向与用途不符。其次即便在西方银行里，银行供应并购用的过桥贷款，也有严格的条件，其中买家务必有适当的自有资金和相应的抵押担保。而德隆的并购则完全依靠贷款。
第四，在并购驱使下的资产范围扩张尽管导致了销售收入的显著增长，但是盈利能力差不多没有改观，主运营务的偿债能力与其巨额借款对比相差悬殊。从近三年的报告改变情形看，四家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增长了54.3%，而长短时间借款却上升了75.2%；合计销售收入是2001年末的3.4倍，而净利润却仅增长了 121%。除湘火炬，其余三家上市公司的借款范围高达或胜过销售收入范围；也就是说，有的上市公司假使把当期所有的销售收入都用来还债都不够。
相应地，这些上市公司能够用于偿债的折旧摊销前利润增长并没有显著，主业运营获取利润能力及以本身运营积攒还债能力很差。主运营务运营所导致的收益与借款阻力对比仍显悬殊，除天山水泥偿债期为6.4年，其余三家公司平均都在20年左右，德隆集团整体达到到了24年，远远好于一般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五年)。
第五，短时间借款偿付阻力重大。整个德隆集团的营运资金需求维持在37亿元左右，营运资本却经常捉襟见肘(常常为负值)；现金支付能力空缺重大，且空缺持续扩大(由2001年末的-37.38亿元扩大到2003年9月末的-51.46亿元)。
第六，业绩真实性存在疑点。仅以新疆屯河2003年的业绩为例，净利润大幅增长。前三季度净利润0.59亿元，四季度0.6亿元。但分析现金流量表，同期发现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折旧为0.62亿元，年报中却又降低到0.13亿元，即回吐了0.49亿元，进而“贡献”0.49亿元净利润。难道四季度的16 亿元销售只造成了0.11亿元的净利润？自此，应怀疑其业绩销售的真实性。
此外，几家上市公司和集团仍有一个很巨大的困难，即大批对外供应资金。德隆集团的其余应收款竟达到20亿元，表明出该集团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关系，表明除了屯河集团及四大上市公司，仍有巨额的隐性对外投资和资金运转情形。
当下看来很清楚，这些资金暗流事实的方向是二级市场，或者所谓的“海外收购”，等等。
2004年4月-5月间，德隆为了掩盖从多家上市公司挪用的巨额资金，同期也防止多地委托理财客户启用司法程序冻结资产，把所投资的各个项目通过一连串资产转移合同，转回各个上市公司内部。但即便这样，各上市公司因德隆欠下的债务黑洞任然触目惊心(见“德隆系上市公司对外债务表”)。
“顾-唐模式”的故事与逻辑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杨斌(欧亚农业)、张海(健力宝)，到顾雏军(格林柯尔)、唐万新(德隆)的精彩故事，《财经》杂志都有过详细发文。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运营者们，有着超乎平常的想像力和过于矛盾的戏剧化性格。
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何中国——不管是科技“海归”依旧域外“特首”，上述诸人的成长背景和行事风格是典型“中国式”的——新企业制度建设是这样的无奈、艰难、可笑？这样大面积、系列化的案发，能否昭示着一种宿命？企业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膨胀的环境下，难道是一项“不或许完成的任务”？作为运营活动主体的企业持续的失利，能否隐含着法律环境的缺失？抑或政府功能的错位和失效？
在感叹故事的同期，分析其后面存在的逻辑更有价值。受于顾雏军、唐万新的情形更具代表性，我们下方以“顾-唐”来指称此种模式。
故事的核心要素
在分析“顾-唐”故事后面的逻辑前，我们先来说看其故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顾-唐”的公司股权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复杂到除案件调查人士、有关律师，恐怕没有人能了解清楚；他们的身份摇曳多变，或科技狂人，或金融枭雄，或异域特首，或足坛大佬；涉及的产业领域更是跨度甚广，从蕃茄酱到火花塞，从制冷剂到大客车，从种大棚到盖别墅，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仅是故事的表象，至多是供人闲谈消遣的花絮，并没有是其核心要素。
“顾-唐”故事的核心要素，起码可概括为如此几点：
以事实控制许多资源、膨胀资产总量为主题
如上所述，“顾-唐”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和空间布局上跨度都很大。尽管他们或标榜“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以产业整合手段来改观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企业的可连续性发展”，或宣布“以技术为纽带整合中国家电产业”、“做世界白色家电第一人”等等，这些仅是故事的噱头，当不得真。
“顾-唐”的产业构造在产业链、资源共享、协调管理等方面比较难整合，事实上，他们也未采取过真正有效的举措。该种撒豆成兵、零散马铃薯式的投资，差不多理不出主线来；唐万新的“准混业金融”不是，顾雏军的白色家电也不是。
但是，贯穿于这些零散马铃薯之间的，依旧有一条“顾-唐”收发自如的红线，这是他们故事的主题；假使这也能称之为主运营务的话，那么“顾-唐”的主运营务就是——事实操控许多的资产。
主题的两个特点
一是求量不求质，否则，便无法理解一部分ST乃至停牌的亏损上市公司(如襄阳轴承、扬州客车等)，在毫无产业背景的顾雏军手中有那样的投资价质，而且求量就不能求质，不求质是为了求量；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法律手续能否完备、完成对“顾-唐”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控制，健力宝到张海东窗事发尚有收购款未付清，理论上交易仍未完成，但张海已控制健力宝两年有余，德隆的所谓“垂直管理”也有此种含义。相似情形在唐万新之于巨田证券差点发生了，在顾雏军之于襄阳轴承部分发生了，事实控制被收购主体是“顾-唐”的目的。至于法律能否完备、完成，已不重要；甚或为了更好地控制，故意产生法律上的不完备、状态上的不完成的情形。
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并购交易对手
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复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尽管名义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种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事实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这样，其旗下的大量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这样；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全都这样；在张海的故事里，尽管有股东之间的恩怨，但是健力宝所在地政府也扮演了不轻的戏份；杨斌的故事亦这样。
其中，江西省南昌市短时内先后在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转让中失手于唐万新，又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转让中失手于顾雏军最为典型，可发一叹!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赞许？期待？默认？无奈？憎恨？)，“顾-唐”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以融资性强的资产为故事演绎的首要道具
环绕上述所说的膨胀资产这一主题，“顾-唐”在展开收购行动中，多选择一部分融资性强的资产作为平台、道具。这首要包含：
第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自身就是具有融资性，理当形成“顾-唐”的首选。由于各种政策法规的制约，“顾-唐”进入金融机构并没有顺遂，但仍有斩获，其中德隆以各种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最为典型。所谓混业运营、金融创新均为幌子，要害就是融资，正如民众事后归纳所言，德隆的金融创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一个重大的‘老鼠会’”。
第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自身就有直接融资的功能，即便受于各种原因参与不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其在中国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担保认可较为便利，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也是方便的融资措施。这些原因致使各种上市公司形成“顾-唐”运用最为频繁的道具，其中以德隆“三驾马车”、顾雏军“四大金刚”最为民众熟知。
第三，各种用途的土地(特别是政府批租土地)。土地的天然稀缺性产生了必然增值的趋势，土地的原始得到价值和评估价值间的重大差异(政府批租土地更这样)在账面上的体现，以及土地在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抵押性，致使“顾-唐”们将土地也纳入其表演道具中。杨斌整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土地，顾雏军费尽心思，得到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龙工业园2000余亩土地，透过合肥美菱、美菱集团之间多次复杂的交易，得到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逾166万平方米的土地，均为显著的例证。
故事后面的逻辑
“顾-唐”的故事有显著的主题，有精心挑选的配角，有屡试不爽的道具。这些现实的存在，依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表述，故事后面必有其本身的逻辑。
“顾-唐”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不错的直觉，永不停歇的冲动，强劲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服膺于怎样的逻辑呢？
第一，在中国，起点太低、积攒时间太短的私有资产与庞大甚或低效的国有资产共存。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来，私有资产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无存在的机会，事实上是切断了自晚清“洋务运动”百余年至今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私有资本工商化积攒的历史。
所以，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放开大幕拉开时，中国的私有资产事实上是从一个差不多为零的状态开始的；其积攒时间过于短暂，且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一直在摇摆中前行，迄今也未完全处理。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恐龙般重大的国有资产存量，这些存量除一部分垄断行业和个别特殊情况，大都效率不高。
资产能级上的重大差异和适者生存的商业丛林法则，致使私有资产无法按一个自然积攒、逐渐发育的状态成长。他们一定会跳跃性地膨胀，突出“大者为王”，数量和范围形成其所有者的第一考量，且一定会将兼并收购的目标指向国有资产——这是必然的甚或惟一的选择，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明乎此，就可理解“顾-唐”故事的主题确定和配角选择的现实基础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法治精神、法律文本和法律的程序性都相对缺失的国度。在如此一个环境下从事企业活动，完备的合同、守法的举动、完善的公司治理等未必会导致高回报，甚至形成高回报的包袱。“顾-唐”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投资上的低能儿；他们不计成本扩张范围，是由于他们深知，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范围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能否完备，只要能够事实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
这些特质往往深深地体当下“顾-唐”第一桶金的得到过程中，并形成了他们思维的路径依靠，并指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挖掘中，且大都奏效。但所谓“成败萧何”，该种过程是非收敛的。伴随往复环节的增多，涉及资源几何位数的增长，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略有扰动，崩溃是值得想见的。
唐万新曾抱怨有些国有企业亦在做与德隆同样的事情，但因他们有政府背景，所以并没有像他一样问题重重。诚然，企业扩张中的信用、心理原因相当重要，“真”和“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并没有客观判据。但他不应当忘了，首先，国有企业运营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扩张的路径依靠的思维；再则，国有企业运营者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很大程度上既无活力也无或许去追求操作利润。这里有质的不同。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劲，在供应公共产品的同期强力地介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策划者、实施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首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等形成其直接掌握的首要运营性资源。
政府功能本身的“越位”，为“顾-唐”选择他们作为交易对手给予了必然性。但是，必然性重复地形成现实性且都以政府作为输家收场，就耐人寻味了。这不仅仅是经验缺乏可以解释的。
公众首先联想的肯定是腐败困难。不能说此类困难不存在，但从已公开的信息看，“权钱交易”不是主流——假如其形成主流，分析起来反而相对简单了。近期 20多年，中国经济处在粗放的高速上涨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上涨竞赛的亢奋当中；特别是所谓某地因经济连续高速上涨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深陷莫名其妙的“国内生产总值崇拜”、“五百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
“顾-唐”不是泛泛之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他们是深知的；他们编织了一连串说辞，从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该种情形下，患有“国内生产总值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形成“顾-唐”故事的配角都难；而该种“国内生产总值崇拜招商综合症”自身是不健康的，最后形成输家可以想见。
另外，中国的政府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没有是或首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群众意向，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针对该种构造， “顾-唐”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简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上涨模式环境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国内生产总值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质，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顾-唐”故事的配角，且以输家收场，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
第四，“顾-唐”故事的精彩之处，仍在于他们引起的重大反响和蕴含的样本意义，对此执行分析，可以从另一面来认知其隐含逻辑的脉络。“顾-唐”故事在大众方面引起的差不多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学者方面毁誉参半且互为表里的微妙立场。
我们不认同那种泛道德化的观点，即在学者中，对“顾-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是一种狭义的利益关系；果这样，这些学者的争论岂不等同于“顾-唐”案件中控辩双方律师的法律陈词？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
“顾-唐”的赞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酒消愁”，所要消的“愁”，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绝对存在、今天仍有较大影响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他们对其弊端有切肤之痛，只要能够高达改革该种体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不幸的是，“顾-唐”这杯酒并不是佳酿，不能解他们的“愁”。没有证据证明 “顾-唐”收购后的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显著提升，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有显著改观，在技术上有显著进步，诚然上述几方面也未见显著下滑。
至于“顾-唐”的反对者，则是从“顾-唐”故事中很大程度上揭示私有制度在运转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顾-唐”身上大都的确存在)，期望“明君”，期望一种“好的国有资产制度”安排。但是，现有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法律制度情况恐怕难遂他们心愿。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如此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迅速地广泛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迅速地广泛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放开前的状态分别表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尽管看法这样对立，但面对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或许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或许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值得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的确，“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好于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诚然也好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表示的是，该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表达，“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就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范围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暴发上涨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相似MBO的制约；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高达双赢。
“柳 -李”成功归纳
无需深入分析就可知，“柳-李”故事成功的前提条件有的本来就不具广泛性，有的伴随时间推动，于舆论上、法律上和现实中并没有具可行性；恐怕可以说，“柳 -李”故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托因缘际会、运气之福。“柳-李”本身，或许对其成功的“偶然性”有更切身的感受。这是不是从一个角度能解释他们的企业比某些国有企业更讲“政治”？是不是值得解释他们不仅仅着眼于经济考量而大举执行海外收购？他们是不是在谋求一种法律上、舆论上乃至道德上的慰借？相对来看，“顾-唐”故事则因其充分反应了现实的种种鲜活困难，从企业制度变迁史角度来说，更具经典性。
企业预期
企业制度演进不将是一出道德化的理想剧，在中国该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愈加这样。“顾-唐”故事还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持续上演，更深一步退三步，进三步退一步，更深一步退一步，恐怕是中国企业制度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也许就是历史，而历史不将是凝固的，一定会向前发展，“生命之树常青”。
德隆的兴衰史
*德隆往事：一个400元起家的金融神话的破灭
民众说，德隆的发家和衰败，都具有异乎平常的象征意义。
从投资400元冲洗胶卷的彩扩社，到涉足大半个中国的庞大产业、金融“帝国”，“德隆灵魂”唐万新从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起家，到如今在江城武汉面对受审，20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让人叹息和深思的故事？
草根族的发家史
在1986年的边城乌鲁木齐，大学刚毕业的唐万新和他的5个朋友，投资400元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实体“朋友”彩扩部，代人冲洗1元钱一张的相片。但据称就是这个小本生意，让他们在当年的乌鲁木齐挣了约60万元。
1988～1990年间，有着新奇思想和大把现金的年轻唐万新们开始四处出手：办厂生产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经销饲料添加剂，承包了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一家宾馆，他们甚至还组建过航空俱乐部。但是，这些试图基本以失利告终，不仅将在此之前的赢利亏尽，他们还一度拖欠银行及客户资金180万余元。直到 1991年，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的科海开发公司一度形成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提供商，才基本挽回在此之前亏损。
敏锐的唐万新们在1992年嗅到资本市场牛市气息，在当时民众买入股票尚需动员时，他们大批收购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在西安，他们包销黄河机器厂3000万新股中的1000万股、国棉五厂800万股。然后，再在新疆等地以1倍或2倍的单价出手。
在靠排队领取认购证买入股票的年代，甚至在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过1500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这些人一排就是两天，每天领取劳务费50元。而这些认购证迅速被换成原始股，再为唐万新们变成大把的真金白银。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德隆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8月，北京ＪＪ迪斯科舞厅破土动工。而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宏源大厦1995年竣工时，曾号称是新疆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
就在此时，德隆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1994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如此，德隆一面开始了他们的产业之旅，另一面，因农业产业化惠及百万农户，自此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但是，德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扩张是在进入金融机构之后。它首先进入的是1993年设立的“新疆金新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前身）。1994年，在武汉国债场外交易所，唐万新用金新租赁的交易席位，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计3亿元。
正是在这3亿元资金之上，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战略投资的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产业整合，通向世界500强的桥梁
在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网络主页上，唐万里致辞说：“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谋求形成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努力于通过产业整合的手段改观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长期的利益回报和企业的可连续发展。”
德隆怎样达到它宏大的产业整合目标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回答是：通过行业研究确定目标，策划行业战略；选择目标企业并长期追踪，乘机收购；通过兼并、收购，形成产业运营平台，获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执行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拓展业务范围和规模，加深核心竞争能力以获得优势地位。
1997年到2002年间，德隆执行了一部分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其中，对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两家公司的整合，堪称经典之作。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受让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新疆屯河股权后，形成新疆屯河第四大股东，到1998年控股屯河集团。此时的新疆屯河年产水泥40万吨，在新疆仅次于年产水泥100万吨的天山股份。
另一面，脱胎于老牌国企新疆水泥厂的天山股份，拥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水泥生产线，但债务负担却十分沉重。1998年11月，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德隆以旗下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其发起人之一，持有其股份1．16％
同处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两强相争，致使双方成本大幅上升。公开资料表明，1998年后，因与新疆屯河竞争，天山股份每年约要多付出成本3000万元。
德隆利用自己在两家企业的控制影响力，最终完成了对新疆水泥产业的整合：新疆屯河将所有水泥资源转让给天山股份，同期得到天山股份控股权。新疆屯河自身，则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红色产业”番茄酱项目，并在此后形成世界首要番茄酱生产厂家之一。而天山股份，也由此奠定了全国第三、西北最大水泥企业的地位。
正是依照该种整合思路，德隆1996、1997年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恣肆描绘它的产业整合地图。
德隆的期望是，在战略投资行业形成龙头，3～5年内形成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精英俱乐部”，汇集最多领袖级运营人才，形成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的桥梁。
但是，德隆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企业的另一面是操纵股价。武汉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2月6号的起诉书称，从1997年3月至今，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先后以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运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接连买卖、自买自卖的手法，长期大批买卖“老三股”，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金融控股公司幻梦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在一个金融机构同期达到银行存贷款、票据金融、信用卡、票据、保险、证券、期货和共同基金等交易活动，效率会大大提升。满足该种现实需求，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理由。金融控股公司，正是唐万新和德隆追求的梦想。
但是，在目前政策法规制约之下，德隆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路注定隐讳而曲折。德隆通过2001年成立的上海友联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2年更名叫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即上海友联），打造出相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
2005年12月27号终审宣判的“德隆系刑事第一案”德恒证券案、2005年9月在乌鲁木齐开审的德隆系金新信托案、11月在银川宣判的伊斯兰信托案，揭出的幕后操控者均是上海友联。
通过上海友联，德隆达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的操控。
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旗下的金融产品，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包含“委托理财”“战略并购”“战略退出”“MBO”“借壳上市”“杠杆收购”等一连串金融新产品。
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阻力下渐渐萎缩，最后，各家金融机构开始了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允诺12％甚至更高的年回报率。至此，德隆的综合金融服务名存实亡，其金融控股公司的梦想终于落空。
2005年12月27号，重庆高法对德恒案的终审判决对德隆的“金融控股”给出了说法：
德恒证券公司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为名，采取允诺到期后归还委托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8亿余元供上海友联公司统一调拨、运用，数额特别重大，且产生案发后尚有68亿余元资金无法兑付的严重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举动已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德隆危机：十面埋伏
2004年4月14号，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暴发。
其实，行业人士觉得，早在2000年12月“中科系事件”和2001年4月郎咸平“炮轰德隆”时，德隆就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然而后来德隆通过委托理财的“拆东墙补西缺”办法，才得以勉力保持。到2004年春，德隆系已身陷十面埋伏、大厦将倾。
2004年4月14号后，德隆“三驾马车”接连多日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此后不久，德隆卖出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湘火炬更是将德隆告上法庭。
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差不多将所持有的“三驾马车”质押殆尽。
5月30号，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危机最深重、问题最严重的期间”。
6月8号，德隆危机更深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期开庭审理了两起相关德隆的案件，多地债权人纷纷动用法律渠道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多地的资产多部分被冻结。
8月26号，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号，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执行托管运营。
至此，德隆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悄悄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