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债务危机

简述

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两种货币成了民众关注的重心。在欧洲，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民众喜形于色，对前景充满了期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大范围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致使政府放弃了比索盯住美元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人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滑。应当表示的是，阿根廷不仅遇到了债务危机，而且还深陷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经济危机使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则使经济危机变得更为严重。诚然，在这三种危机中，经济危机是主体，而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债务危机。

一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上涨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到20世纪初，南美洲国家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而享誉世界。 当时，阿根廷因出口大批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很多城市，当民众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裕"。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好于芬兰和挪威，稍低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好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 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有程度依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差不差相等。

但是，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远不如上述国家（见下表 ）。不仅这样，在人类行将告别2001年之际，阿根廷深陷了深重的危机。显现在世界电视上的画面却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放出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让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期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名总统甚至公开宣称：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所以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1998年阿根廷与其余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单位：美元）

阿根廷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芬兰 挪威 意大利 瑞典

8030 29240 21410 20640 32350 24280 34310 20090 255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

应当说，阿根廷拥有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比如，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天气平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阿根廷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另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

阿根廷的其余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比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量的海湾和平和的天气为阿根廷给予了很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首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所以，阿根廷差不多没有民族冲突。而且，总体说来，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活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获得了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终结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平稳。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但是1930年的发生的一次政变为差不多70年的政治平稳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政府都曾登台亮过相。可以想象，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前后统一或互相照应的。

1982年4月2号，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利。这一战争更深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冲突，经济问题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困难和群众的抗议，军人终于同意赶紧将政权交给文人。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降临在阿根廷。但这并没有代表着政治平稳就一劳永逸了。一面，军人并没有甘心留在军营里，而是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面，经济事态很难转好，党派斗争持续加重。这一切终于致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早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称，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一名美国学者曾说过，民众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文人政治家也应承受责备，由于他们没有使阿根廷的宪法体制合法化。 无论谁应当负责，阿根廷的成长道路显示，政治平稳是多么重要！只有维持政治平稳，才可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据说在阿根廷有如此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目睹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当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

这一笑话将阿根廷历届政府贬为"坏东西"显然是欠妥的。但是，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一部分政策的确影响了经济发展。比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生活执行强有力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通过国有化等手段，建立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但首要是在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等首要领域。

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达到20％。可见，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可或缺的。应当说，国有企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进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更是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由于在国有化运动以前，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另外，国有企业还供应大批廉价的服务和商品，并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为平稳社会和助推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但是，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长期面对着一连串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效益广泛低下，很多企业长期亏损严重。这一困难的根源是等方面的，其中最首要的是：企业管理人士缺乏现代化企业所需的运营管理经验和技巧；政府予以的种种保护和优惠扼杀了企业的动力；企业离开政府的财政补助后很难为本身的技术革新筹措充足的资金，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却被人为地压低定价。

诚然，将阿根廷经济走下坡路归咎于国有企业是有失公允的，但国有企业的亏损的确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沉重负担，进而影响了政府干预的效果。另外，在很多阿根廷人看来，庞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不足提升的首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所以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形成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首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批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执行开发，使种植业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可见，无论是畜牧业依旧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有记录以来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农产品来得到外汇收入。

难以否认，如同其余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到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逾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差不多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成长。无怪乎很多人觉得，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阶段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仍有很多分析人员表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形成富国，但同期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名美国经济专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余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致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换言之，为了达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首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对一个差不多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但是，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比如，受于企业的产品首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升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涨迟缓。很多经济专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部分非耐用消费品的单价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通过政府的高度保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事例并没有少见。比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曾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而日本则在20世纪70年代也依然维持规模很广的进口控制。但是，保护务必适度。否则，在过分而无限期的保护下，"幼稚工业"根本就不或许成长。

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留下的种种弊端，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面，他减弱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更深一步放开，另一面，他对国有企业实行了范围空前的私有化，以至于很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私有化使政府得到了大批收入，政府可以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继续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

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原因也有适当的关系。美国学者L. 哈利森觉得，有记录以来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发展道路上获得不同的业绩，首要是由于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觉得，包含阿根廷以内的很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该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激励民众消费，所以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积蓄率很低，只得依靠外资。 仍有人觉得，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

且不论哈利森的"文化决定论"能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是很强烈的，所以其积蓄率很难提升。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积蓄率为17. 4％，不仅差于拉美的平均水准（19％），而且还差于巴西（18. 6％）、墨西哥（22.4％）和智利（25. 2），更是差于韩国（33. 8％）。实际上，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于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 受于国内积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暴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足20年，它再次遇到债务危机。

逐渐增多的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积蓄率既是经济上涨快的活力，也是经济上涨快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速时，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升，并在不降低消费的情形下增长积蓄。而积蓄的增长从而扩大了投资，加速了经济的成长，最终使积蓄和上涨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阿根廷的该种重消费、轻积攒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群众主义政策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谋求许多的群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批资金来提升员工的薪资或实行社会福利计划。一名美国学者是如此描述庇隆的群众主义政策的："员工无条件地忠诚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员工得到了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批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余日用品。" 1947年和1948年，员工的薪资分别上涨了25％和24％。 但是，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挫而深陷窘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群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阻力之下，庇隆终于交出了权力，到巴拉圭避难去了。

1910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写过一首名为《我为阿根廷歌唱》的诗，以赞欧美洲移民对美好将来的憧憬和热爱。但是，一个世纪后，在阿根廷，有钱人持续地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士则竞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国。持旅行签证进入美国的阿根廷人中约有30％不再回国。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90年代阶段阿根廷人的比重增长了一倍。

2002年1月中旬，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会者甚至在讨论如此一个困难：阿根廷能否已形成一个"跨掉的国家"（failed state）。"跨掉的国家"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显现在美国学术界。其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文章说，国际上一部分学者多年来一直将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看为"跨掉的国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却达到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也是名列前茅的。 且不论阿根廷能否已跻身于"跨掉的国家"之列，在不足一百年的时期内，阿根廷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其教训是十分深刻。我们起码可以从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中得出下方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务必适度和有效；在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期，要大力发展工业；外向发展好于内向发展，即使外向发展并不是十全十美；政局平稳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提升国内积蓄率，才可降低对外资的依靠。

二 阿根廷危机的根源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固有的缺陷与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终于使阿根廷在1982年深陷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被称作"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年均上涨率为－0.7％，而通胀率则居高不下，1989年达到4924％(见下表)。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尽管经济事态有所转好，但通胀困难任然很严重。

表：阿根廷的通胀率（％）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4924 84 17.6 7.4 3.9 1.6 0.1 0.3 0.7 －1.8 －0.7 －1.6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3, 2001.

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发现了通胀困难的根源。 他觉得，通胀率之所以长期得不足控制，最核心的原因是政府用开动印钞票机器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能阻止政府随意增长货币发行量，那么通胀困难就能迎刃而解。基于这一推理，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1991年4月，国会通过了该计划，并使之形成法律。该计划的要点包含：（1）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１美元的水准上。（2）货币基础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储备作保证。（3）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字。（4）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换。（5）允许美元形成合法支付工具。（6）禁止任何契约采取指数化。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１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１比１，外汇的买卖任然不受制约。

可见，"兑换计划"的核心就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事实显示，该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减弱通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费品价格仅上涨了3. 9％，为40年来的最低位，90年代末有时甚至显现了负上涨。无怪乎卡瓦略表明，货币局汇率制度在阿根廷起码可以存在60年，梅内姆也觉得，"兑换计划"使阿根廷"这一节车厢搭上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确，"兑换计划"这样成功，以致于国际社会将卡瓦略看为阿根廷的"经济能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暴发后，叶利钦甚至请他赴莫斯科出谋划策。

一面，久治不愈的通胀得到了控制，另一面，梅内姆上台后推出的一连串经济改革措施使阿根廷国民经济的放开度持续扩大。其结果是，大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阿根廷（1991－2000年阶段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银行也很愿意愿阿根廷供应信贷。另外，1比索＝1美元这一汇率使阿根廷人认为到迈阿密或巴黎等欧元兑美元国家去旅行很便宜。他们无不自豪地觉得，"我们是南方国家里的富人"。

大批外资的流入、宏观经济事态的转好和经济改革放出的能量，使阿根廷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获得了较快的成长，1991年和1992年的上涨率分别达到10. 6％和9. 6％（见下表）。在1991－1998年的8年时期内，只有1995年为负上涨，所以这一阶段的平均上涨率依然达5. 8％，好于拉美的平均水准（3. 5％）。 这些引人瞩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国际社会褒扬的对象，"阿根廷奇迹"之类的美称经常显现在西方媒体上。

表：9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上涨率

1981－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0.7 10.6 9.6 5.7 5.8 －2.8 5.5 8.1 3.9 －3.4 0.6 －3.8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0, 2001.

但是，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却深陷了窘境，财政收入每年降低20％，失业率达到18％，即使通胀率维持在1－2％的低水平。

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深陷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受于美国奉行强劲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却又十分僵硬，所以，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进而冲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降低了阿根廷经济的动力。第三，1999年初暴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承受了很大的不良影响。阿根廷与巴西是邻国，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承受很大的消极影响。第四，国际市场上一部分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足大程度的上涨。

一般情形下，在国民经济深陷衰退时，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 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减弱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正如很多分析人员所表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造成的"打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应当表示的是，假使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批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但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改变，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

针对阿根廷经济面对的问题和比索币值高估等困难，阿根廷国内就显现了多种观点。第一种争论是环绕美元化展开的。梅内姆总统要求中央银行提交一份实行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数据，而且阿根廷国内的一部分大企业和外国银行也喜欢实行美元化，由于他们觉得，美元化不仅能复苏投资人的信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废除比索而彻底消除了贬值的机会性。但反对美元化的人觉得，美元化不会处理币值高估的困难，所以不会立刻导致经济的恢复。此其一。其二，美元化将彻底剥夺中央银行手中为数不多的一块权力，进而无法对经济衰退做出必要的积极反映。第三，中央银行或许缺乏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取代流通中的比索。第四，美元化会让阿根廷损失大批铸币税，国家主权也会承受损害。而且，阿根廷与欧洲的贸易多于它同美国的贸易，所以美元化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第二种争论的核心是货币局汇率制度。有人力争赶紧放弃固定汇率制，以便使阿根廷提升国际竞争力，使国民经济迈出阴影。但反对者觉得，固定汇率制使阿根廷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假使放弃固定汇率制，通胀就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们力争实行"爬行美元化"（creeping dollarisation），即逐渐实行美元化。

2000年10月6号，阿根廷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在反腐败困难上与德拉鲁阿总统不能促成共识而辞职。 此举使德拉鲁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滑，所以国际投资人越来越忧虑阿根廷会否公开宣称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或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予了一笔援助，使阿根廷避免了一场危机。

进入2001年以后，德拉鲁阿政府为振兴阿根廷经济而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其中包含：（1）激励企业提升效益，以加强国际竞争力。（2）通过振兴肉类加工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扩大出口。（3）付出降低公共支出，通过提升税收体系的效率来增长财政收入。为了继续得到IMF的援助，德拉鲁阿政府采取了一连串措施来平衡财政收支。比如，

政府要求3/4的军官轮流放假一段时间，其余军官则可以每周工作4日、每天工作6小时，以降低薪资开支。又如，除外交部部长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士不得打国际长途。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士加班，由于加班薪资比正常的薪资高出很多倍。其结果是，受于电视台无人加班，电视信号无法传送，德拉鲁阿总统的一次电视发言也很难在夜间执行实况转播，只能在次日播放录象。更为严重的是，受于政府停止买入用于制作护照的纸张。约8万人因无法及时更换护照而影响了出国。

为了复苏国内外投资人的信心，德拉鲁阿总统还于2001年2月任命数年前早已离任的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上台后就立刻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名叫《竞争力法》的经济调整计划。该计划不是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性措施，而是"三管齐下"：增长税收、提升竞争力和发展生产。经历多天通宵达旦的辩论，国会终于在4月初通过了这个法案。国际社会广泛觉得，《竞争力法》的实行，有助于阿根廷经济赶紧走上恢复之路。

另外，针对比索高估的困难，卡瓦略还表明提出要对汇率制度执行一部分调整。调整的首要内容就是实施一种双轨汇率制，即在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为1：1时，比索同期与欧元和美元挂钩。一部分经济专家表示， 欧盟是阿根廷的首要贸易伙伴之一，所以汇率双轨制有助于阿根廷扩大对欧盟的出口。但是双轨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变相贬值。很多人甚至觉得，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政府宣称双轨制的决定后，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市场一度显现较大的动荡。

东山再起的卡瓦略一度不负众望，使阿根廷成功地避免了国际社会觉得立刻就要暴发的经济危机。2001年6月，阿根廷与国际债权人对达到300亿美元的到期债券执行从新安排，其中一半债券的偿还期可延迟18个月，最长的可推迟到2005年。这一安排尽管减轻了阻力，但阿根廷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由于在从新安排后，新债券的利率大大提升。无怪乎英国《金融时报》说，这是阿根廷在用金钱买时间。

事实显示，德拉鲁阿政府的种种措施并没有使阿根廷经济迈出窘境。正如著名的美国经济专家多恩布什所说的那样，卡瓦略恐怕是一个能使阿根廷经济迈出窘境的"魔术师"，但这一次他却疑似"用尽了他的魔术技巧"。 而IMF和美国在能否愿意援助阿根廷这一困难上的态度则使阿根廷在国内外投资人心目中的地位更深一步下滑。2001年11月，IMF以阿根廷政府未能达到将财政赤字减弱到零的目标为由，决定延迟拨付一笔援助。这一决定更深一步损害了国内外投资人对阿根廷克服经济问题的信心，同期也致使公众争先恐后地到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仅在11月30号这一天，民众从银行中提出的存款总额就达到13亿美元， 进而使银行系统处在极其的危险当中。

使事态更为不利的是，一面，政府务必在2001年年末以前支付120亿美元的外债本金和利息，另一面，外汇储备正在持续降低。一部分分析人员觉得，假使外汇储备降低到130亿美元，固定汇率制就会面对严重的危险。

为了阻止民众挤兑银行和资金外逃，德拉鲁阿总统于12月3号起开始实行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积蓄者从银行提款，即积蓄者每周只能从银行取出250比索。另外，政府还规定，很多种类的美元存款将被冻结到2003年。

这些极端措施尽管使银行系统幸免于难，但在各党派和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冲突，亦在群众中造成了重大的抵触情绪。很多积蓄者说："无能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泥潭，而今却又禁止我们取出自己的钱。"2001年12月18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终于暴发了从来没有过的大范围骚乱，抗议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 这一骚乱连续了2日。在同警察的矛盾中，差不多30人死亡。面对这一局势，德拉鲁阿总统只得辞职。

萨阿总统上台后立刻表明，阿根廷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 这致使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据预期，"倒账"能使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年末以前"节省"120多亿美元。换言之，假使阿根廷不"倒账"，那么它务必用120多亿美元来还本付息。这对于竭力控制财政支出的阿根廷政府来看，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萨阿总统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举措。

在宣称"倒账"的同期，萨阿总统却表明，他的政府不会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由于比索币值代表着薪资下滑和消费者的买入力降低，所以只能使困难变得愈加严重。 但他同期又宣称，政府将推出一种名为"阿根廷元"（Argentino）的新货币，用它来支付政府员工的薪资和买入公共部门运用的各种商品。

为了平稳金融体系，萨阿总统继续实行严厉的银行管制措施，制约积蓄者提款的数量。这一措施使群众大失所望，游行和抗议活动此伏彼起。就在此时，萨阿总统在一部分政治困难上（其中包含他的任期时间）与其余党派有着巨大的冲突。上台一周后，萨阿总统也宣称辞职。

杜阿尔德总统在2002年元旦上台后不久， 就宣称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使比索贬值29％。在阿根廷，80％的信贷以美元计值，而薪资以比索计值。所以，政府为了安抚民心而同期规定，欠银行的数额在10万美元下方的贷款，可以依照1比索＝1美元的汇率将美元转换成比索，用比索偿还。该种被称作"比索化"（ pesification）的做法尽管有助于积蓄者，但不利于银行。比如，假使某人欠银行5万美元，它只要用5万比索就可偿还这笔贷款。假使它同期在银行中存有5万美元，它却可以按1美元＝1.4比索的汇率得到7万比索。据一般的保守预期，政府的这一规定将使银行损失90亿美元。而银行自己的预期将于100－200美元之间。

面对银行界的抱怨和不满，政府后来又做出了不利于积蓄者而有助于银行的决定：存在银行的美元存款，务必转换为比索。这无疑使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深一步减弱。无怪乎阿根廷的一名政府部长说，政府面对着一种两难的局势，由于照顾了这一方，必然会得罪另一方。

难以否认，阿根廷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有效地避免了银行挤兑，但也引起了争议（见专栏）。另外，数百亿美元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在银行中，也是一种浪费。而且，阿根廷经济活动中的一半务必依靠现金交易。所以，对银行提款的制约无疑使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了很大的影响，对低收入者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依靠于薪资是否换来现金。受于缺乏现金，易货贸易活动变得十分广泛，各种各样的消费急剧降低。据统计，2002年1月是40年来阿根廷汽车市场最不景气的一个月。毋庸置疑，在国民经济处在衰退的情形下，消费不振无疑会更深一步制衡经济的恢复。

使杜阿尔德政府难堪的是，很多人甚至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政府取消这些管制措施。2月1号上午，最高法院做出了如此一个判决：私人财产务必得到保护，所以政府禁止积蓄者从银行提款是违法举动。这一裁决促使政府放弃了原定在是日下午发布经济振兴计划的安排。为了避免宪法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公布了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人再向最高法院提出此类诉讼。但很多人任然在最高法院门前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提交诉讼状。

日益严峻的事态使阿根廷政府认识到，外部援助是举足轻重的。为了得到IMF的援助，杜阿尔德总统采取了下方措施：第一，压缩政府财政支出，其中包含将公务雇员资减弱13％，并降低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拨款。另外，杜阿尔德总统还要求地方政府大力缩减支出。第二，增长对出口企业的课税。政府觉得，这些出口企业（其中包含大批私有化企业）因比索贬值而受益匪浅，所以务必向政府缴纳许多的税。另外，相关部门还力图完善税收体系，降低偷税漏税。第三，从2月3日起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

除了求助IMF以外，阿根廷还积极谋求美国的援助。但美国白宫的一部分官员表明，受于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不力"和"政治腐败"等原因，美国不会供应大批援助，除非阿根廷能有效地清除本身的各种弊端。据发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曾说过，布什总统尽管"关心"阿根廷的事态，但她又表示，对阿根廷来看，"最好的行动方向就是由阿根廷自己采取一部分措施"。美国财长奥尼尔等高级官员也说，援助阿根廷的计划是一种"浪费"。奥尼尔甚至在2001年年中称过如此的话："在以往的70多年中，他们（阿根廷人）经常遇到麻烦或解脱麻烦。……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出口工业来说。他们自己喜欢如此搞，没有人逼迫他们到今天这个地步。" 毋庸赘述，奥尼尔的上述言论引起了很多阿根廷人的极大反感。

三 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启示

作为拉美的第三大国，阿根廷历来对其余拉美国家的政策迈向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出生在阿根廷一中产阶级家庭的格瓦拉在60年代曾以"游击中心论"为其指导思想，在一部分拉美国家搞游击战，进而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度和外交关系迈向造成了适当的影响。而阿根廷著名经济专家普雷维什的成长主义理论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则更大。所以，民众对阿根廷危机能否会造成"探戈效应"十分关注。比如，假使阿根廷危机波及其邻国巴西，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上涨速度就会减慢，由于巴西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拉美经济受影响，美国经济的恢复会延迟。

但是，阿根廷危机造成的"探戈效应"疑似并没有显著。 这首要是由于：第一，国际社会早就预料到阿根廷会暴发危机，所以在心理上有充足的预案。 第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已采取浮动汇率制，因此能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回应。第三，在历经了90年代以来暴发的每次危机以后，国际资本所有者规避危机的能力疑似得到了加强。第四，东亚金融危机后，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尽管阿根廷的比索贬值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致使太大的'传染效应'，但它在世界规模内诱发的'学术传染'却是难以忽略的。"诚然，阿根廷危机暴发后，世界多地不同肤色的经济专家都在问：阿根廷这个因在90年代依照所谓"华盛顿共识"执行了范围重大、程度深远的经济改革而被看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榜样"和"改革明星"，为何会深陷危机？ 参与2002年巴西、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大选的一部分政治家和反世界化人员已开始把阿根廷危机看为"市场导向"经济改革失利的典型，是世界化在新兴市场"作怪"的必然结果。一个名叫的网站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觉得，阿根廷危机是连续了差不多26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顺理顺章的结果。 美国《波士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也觉得，美国输出的经济模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施。这一模式建议低收入国家向外国资本放开市场，将国有企业卖出给出价最高的外国人，平衡预算，制约政府的作用，等等。该文章觉得，阿根廷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忠实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根源。

将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世界化或经济改革，无异于将除了地震或厄尔尼诺以外的一切坏东西都说成是世界化或经济改革，因此是有失公允的。但是，阿根廷危机的一部分教训和启示，却是很值得其余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记取的。

首先，在世界化时代，受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所以，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行恰当的汇率政策，已形成经济放开条件下制定人务必要考虑的重要课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货币局汇率制度相关。所以，采取一种适合本国国情、有助于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毫无疑问，浮动汇率制不是十全十美，货币局汇率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困难的核心是，在实行某一种汇率制度的过程中，如何采取一部分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便使该种汇率制度在有利的环境中运作。比如，香港和爱沙尼亚在实行货币局汇率制度时，很注意改观微观经济方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仅企业效益上涨迟缓，而且劳工市场也具有很强的刚性。另外，国际经验还显示，为了使货币局制度顺遂地运作，国内经济应当有较多的动力，金融体系健全，财政纪律严格，而且它所盯住的货币务必是其首要贸易伙伴的货币。

在阿根廷，受于流通领域中的现金在降低，政府遂允许省一级政府印制并发行自己命名的代用券，用于政府支出或支付公共部门员工的薪资。 比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率先印制了10亿美元美元的一年期代用券。毫无疑问，这些"准货币"尽管一时处理了流动性不足的难题，但对货币局汇率制度的损坏作用是很大的。无怪乎一部分经济专家表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货币局制度，由于政府允许1/3的货币基础（流通领域中的比索加之银行中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债券来支撑，以便使它具有适当的灵活性。

其次，务必注意利用外债的范围。阿根廷有记录以来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范围的债务危机。首次是在19世纪末， 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导致重大的创伤，但是务必表示，举借外债自身并没有是坏事，由于利用外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在世界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已形成低收入国家制定人的一个明智选择。但是，外债的范围务必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以往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达到经济恢复后又一次举借了大批外债。更为不利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债务额相当于GDP的比重不足50％。依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疑似并没有高。但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的比重却达到5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汇聚在2001－2004年，二是大部分债务采取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进而使还本付息负担更深一步加剧。

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上涨，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当使债务负担高达这样重的地步。 无怪乎有人觉得，阿根廷的"兑换计划"是"死在债务和经济衰退手里的"。 另外，阿根廷的教训还显示，在外资流入源源持续的时机，阿根廷早就应当付出提升国内积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当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着重。

第三，提升财政部门的稳健度也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困难相关，所以，民众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困难上。但阿根廷危机则显示，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难以否认，在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财政情况依旧比较好的（见表）。1993年的财政平衡甚至显现了盈余，其余年份尽管是赤字，但占GDP的比重很小。但是，从1996年起，一面，90年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终结后，私有化收入大程度降低，而政府支出却得不足控制。另一面，受于前总统梅内姆为了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程度增长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 其结果是，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曾经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长的洛佩斯说过，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支出上涨了150％，而经济仅上涨了50％。 而《拉美财政》杂志的一篇文章则觉得，在以往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公共支出上涨了一倍，财政赤字上涨了6倍。

表：阿根廷的财政平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6 －0.1 1.5 －0.3 － 0.6 －1.9 －1.5 －1.4 －1.7 －2.4 －3.5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7, 2001.

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根源在于财政支出负担过重。而财政支出得不足控制的原因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紧密有关。比如，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又如，阿根廷的国会聘用了1万人，是墨西哥国会的2倍多（而墨西哥的人口则比阿根廷超出1倍以上）。另外，阿根廷的省一级立法机关还聘用了5万人。再如，阿根廷的参议院有72个席位（由23个省和联邦首都各选出3位），众议院有257个席位（每14. 4万人选出1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表示，假使依照这一比率，美国的国会议员将多达2000人，并非是当下的535人。

阿根廷的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所以，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占用了国家的大批资金。以国会图书馆为例，在它的3000万美元的预算中，98％的经费被用来支付其964个员工的薪资。

阿根廷的财政失衡还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紧密有关。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明显加深，财政支出也大程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监督或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杜阿尔德总统曾于90年代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当过8年省长。在在此阶段，该省的财政赤字上涨了10倍多，而且还持续地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差不多是束手无策。据预期，9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公共支出的大程度上涨中，约三分之一与地方政府相关。

一面，受于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资本市场上筹措资本的成本居高不下，进而这使私人部门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面，政府为增长财政收入而向企业征收五花八门的税收。据统计，一般的企业要向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缴纳14种税。但是，受于偷税漏税司空见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显示，在阿根廷，只有50％的纳税人缴纳了升值税。所以，有人得出了如此的结论，假使阿根廷能将偷税漏税的比率降低12.5％，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将是赤字了。

总之，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专家鲁格夫所说的那样，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三者结合在一起，必然会致使危机。

第四，政治平稳是加速经济上涨的基本条件之一。应当说，从80年代初阿根廷达到军政府"还政于民"后，政治民主化进度一直在稳健发展。但是，从1999年国民经济显现衰退后，"经济困难政治化"趋向愈益严重。换言之，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的出台或付诸实行，都承受党派之争的影响。

"经济困难政治化"甚至还与同一政党内的冲突与不和联系在一起。比如，现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而且仍在梅内姆当政阶段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深陷危机后，这两人应当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号接受智利《商报》的专访时称，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觉得新政府放弃1比索＝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致使经济不平稳，"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快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让阿根廷倒退40年。"一部分分析人员表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种党内"相互残杀"（cannibalism）的传统。梅内姆贬低杜阿尔德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选中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

还应当表示的是，近期几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困难是总统权力承受很大的制衡。德拉鲁阿既没有控制议会，也没有控制全国23个省中的14个，而反对党手中的那些省，正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省。在降低财政赤字的呼吁中，那些省采取了抵触的姿态。德拉鲁阿甚至没有得到推举他竞选的联合阵线的全力支持。实际上，德拉鲁阿上台后，联合阵线中的左翼派一直在批评他的经济政策，甚至激进公民联盟（联合阵线的首要构成部分）领导人、前总统阿方辛也对他的经济计划"敬而远之"。不仅这样，在很多困难上，政府内阁也经常不能促成共识。受于得不足大量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实行的差不多10个经济计划接二连三地失利或半途而废。其结果是，国内外投资人对政府的信心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他们被逼停止投资恐会资金转移到国外。

第五，政府与公众应当在反危机措施和其余一部分经济政策上促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如前所述，为了避免危机的暴发，德拉鲁阿政府依据IMF的"药方"，推出了一连串紧缩性措施，其中包含减弱薪资和缩减养老金开支，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引起了低收入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抵制，进而使政府与公众的对立持续加深。2001年7月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德拉鲁阿总统的支持率已下滑到20％，是他1999年上台以来的最低位。 在德拉鲁阿总统当政的2年时期内，全国员工联合会共组织了9次大范围的罢工。而那种以敲打锅碗瓢盆为特质的示威、游行和抗议则更是司空见惯。一部分西方媒体表示，不要小看"锅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鲁阿总统和萨阿总统交出了权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暴发后，泰国和韩国等国的群众踊跃向国家捐献金银珠宝，即使也有人竭力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群众对反危机政策的理解和主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诚然，就政府来说，每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应当顾虑到群众的忍受程度，否则会事与愿违。而德拉鲁阿政府的紧缩性措施这样严厉，造成了这样大的不良影响，以至于一部分经济专家提出了如此一个困难：德拉鲁阿政府的药能否比它要医治的病愈加很难被接受忍受。

还应当注意到，阿根廷"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民众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官僚赶下台"。难以否认，长期以来，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困难之一。比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部分有名无实的就业岗位。有幸得到该种被叫作"庇护主工作"（patronage job）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薪资即可。据预期，阿根廷全国共有10万人享受该种待遇，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支出"达到20－40亿美元。 杜阿尔德总统上台后，表明要惩治腐败，为大程度缩减"政治支出"而取消"庇护主工作"。

第六，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梅内姆政府对国有企业执行了大范围的私有化，以至于很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梅内姆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只有将其私有化，才可降低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可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

难以否认，大范围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使梅内姆政府更为得意的是，私有化使政府得到了大批收入。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共有123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得到了184. 5亿美元。 这笔重大的收入可以使政府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可以继续给政府部门的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但是，90年代后期，即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以往之后，私有化收入持续降低，而政府支出并没有得到控制。可见，私有化不仅没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难，而且还对其财政情况留下了"后遗症"。

第七，务必通过加深本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英国《拉美经济与商业》的一篇文章觉得，"阿根廷缺少的是一个能够使阿根廷经济迈出衰退的出口部门"。 这一论断固然低估了阿根廷的出口业，但难以否认，90年代后期以来，阿根廷的很多出口产品的确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优势。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里来看是比较低的。这既与实行了十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相关，也与下方一部分原因相关：（1）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程度地减弱了贸易壁垒，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致使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该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期内纠正的。（2）尽管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获得了明显的成就，但是，它的产业结构依旧差不多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有人甚至觉得，今天阿根廷的首要出口商品任然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出口商品。 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三分之一，其余都是初级产品。 阿根廷的该种出口贸易结构不仅会降低比索贬值导致的优势，而且还容易承受世界经济上涨乏力致使初级产品价格不振和进口国保护主义政策等外部原因的影响。（3）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制约，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

第八，IMF应当在避免新兴市场经济危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从处理墨西哥危机和东亚危机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外部援助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比如，受援国务必更深一步放开市场，务必实行缩减政府支出等一连串紧缩措施，务必执行更为深刻的改革。无怪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暴发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不少示威者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如此的标语：I.M.F. = I'm fired, 意思是"IMF代表着'我被解雇'"。

一面，假使IMF继续供应援助，有人或许会指责它助长了"道德危害"。另一面，假使IMF停止供应援助或提出苛刻的条件，有人或许会将危机归咎于该机构的"冷酷无情"。 这疑似使IMF深陷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难以否认，很多阿根廷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见死不救"。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克鲁格批评阿根廷政府奉行利率双轨制的观点，阿根廷经济部副部长托戴斯卡甚至在电台上表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当对阿根廷的政策取向指手划脚。他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阿根廷有1万公里远，它根本不晓得这里的事态。…… 假使它说不出什么故意思的，最好依旧少说几句。"

无论如何，阿根廷危机的暴发更深一步表明，IMF应当在监督其成员国的风险和预防危机等方面发挥愈加透明、更有权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