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收购

恶意收购指收购公司在未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允许，不管对方能否答应的情形下，所执行的收购活动。当事双方采取各种攻防策略完成收购举动，并期望获得控制性股权，形成大股东。当中，双方强烈的对抗性是其基本特点。除非目标公司的股票流通量高可以容易在市场上吸纳，否则收购问题。恶意收购或许引致突袭收购。执行恶意收购的收购公司一般被称作“黑衣骑士”。

恶意收购的运行机制

恶意收购者高价买入被收购对象公司的股票，然后重组公司高层管理人士，更改公司运营方针，并解雇大批员工。受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股票卖给收购者，他们往往答应“恶意收购者”的计划；假使依照传统的公司法，经理务必而且仅仅对股东股票价值最大化负责，那么经理就有义务接受“恶意收购”。实际上，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80年代大都发了大财，由于收购者供应的单价一般都在原股票价格的50％到一倍以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贝纳德·布雷克（Bernard Black ）生动地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89年笃定，死亡和税收是生活中最确定的两件事。假使他活到今天，他会加之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实，即股东从收购中获利”（B.Black,1988）。

但是，该种股东接受“恶意收购”的短时间获利举动，往往是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相违背的。一个企业在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一连串的人力资本、供销网络、债务关系等，这些安排假使任意被股东短时间获利动机所打断， 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 哈佛大学经济专家史来弗（Andrei Shleif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被“恶意收购”的案例做了研究，他们发现，TWA股东收益的增长额是由员工薪资的降低额导致的，后者是前者的1.5倍（A.Shleifer &L.Summers,1988）。也就是说，“恶意收购”只代表财富分配的转移，并没有代表新财富的创造。所以，美国员工之反对“恶意收购”，是不难理解的。

一部分高级经理人士也反对“恶意收购”。 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前总裁托马斯·墨非（Thomas Murphy）在1990年说， “很多所谓‘投资人’，只注意短时间投机股票生意，这些人根本不配被称为‘所有者’”（L.Lowen Stein,1991）。至于受“恶意收购”之害的债权人和被收购公司所在地的共同体居民，也有控制“恶意收购”的强烈愿望。

在这一环境下，美国很多州从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经理对比股东更广的“利益有关者”负责，进而予以了经理婉拒“恶意收购”的法律根据，由于即使 “恶意收购”给股东导致暴利，但却损害了公司的其余“利益有关者”。宾夕法尼亚州在公司法上的变革，以其与传统公司法的显著区别，引起了全美金融企业界的大论战。

1989年，为了抗御“恶意收购”，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它包含四条新条款：

美国商业界的首要刊物之一《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对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极为不满，觉得它“损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董事会和经理对股东的责任”。另一家颇具影响的商业期刊《福布斯》（Forbes）则干脆用了“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Socialism,Pennsylvania—style）一词（S.Hill, 1995）。尽管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宾州的新公司法仍表明出生命力，当前全美已有29个州采取了相似宾州的新公司法。宾州新公司法的起草人沃尔曼（Steven Wallman）也被提高为联邦政府证券委员会成员。在宾州实践的影响下， 美国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开展了对新公司法的大批研究，于1995年出版了《所有制与控制权：从新思考21世纪的公司治理》一书（M.Blair,1995），其核心思想是：将股东看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有关者”负责。

自此可见，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和反对“恶意收购”这一实践背景相联系的。但是，公司法的变革，同期又是对传统的私有制逻辑的巨大击穿，所以不或许没有深厚的理论背景。

恶意收购的案例

在中国证券史上，90年代宝安、延中的控股大战以及大飞乐、小飞乐的收购案均为恶意收购的经典案例，且大多成功。

在美国证券史上，此类恶意收购也层出不穷，2004年12月13号上午，甲骨文恶意收购仁科案就是一例。当天，两家公司同期公布公告称，仁科答应以每股 26.50美元现金、合总额103亿美元的单价被甲骨文收购。从收购过程来说，从正式决定收购完成，甲骨文先后对收购价格执行了5次调整，从最初的63亿美元调整到73亿美元，然后调到94亿美元，又到77亿美元，而最后以103亿美元成交，前后历时1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