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商帮起源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成长，到明清期间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来说，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此，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形成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策划者和左右者。同期，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加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期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
十大商帮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五大新商帮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民众频繁运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余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依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民众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亲缘与地缘是商帮的基础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受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看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显示中国人尤其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
私营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主体部分，商帮是私营企业的集合。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系、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都曾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
商帮自显现之初便与私营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历史，无论是哪一朝代，私营经济的成长都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与存亡，商帮的兴衰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均为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但是，到清朝中后期，受于连年征战，伴随中国私营经济的衰败，商帮也渐渐衰落。 封建商帮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在皇权至上的历史前提下，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清乾隆期间的徽商江春曾说：“奴才即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这从一个侧面上反应了私营经济在中国有记录以来的尴尬地位——“私营”不等于“民有”。所以，封建王朝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商帮，在那个时代中从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结局。
改革放开以来，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正悄悄发展的鲁商、豫商，已经形成中国经济的代表商帮，而商帮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在。商帮的兴起同期也是中国私营经济崛起的其他体现，私营经济在改革放开以来一直扮演着最不可忽略的角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即使发迹于草莽与坎坷当中，如今却已占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据统计已经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65%，由于有了成熟的私营经济，也便更深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复兴。
以浙商为例，私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而浙江民企的实力，差不多占领了国内私营经济的半壁江山。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就是“抱团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帮文化”。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重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该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从资金融通，依旧市场开拓，商会、协会均是浙商的成长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对待商帮困难上，改革放开的缔造者邓小平在评价宁波帮时曾说“宁波帮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不仅充分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亲力亲为作了大批具体的工作。他表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还更深一步呼吁“要把全球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自此可见，新中国愈加重视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商会便是新时代商帮文化的载体，商会文化也是商帮文化的传承、革新的产物所在。驻京办往往承载了如此的职能——团结老乡，多数驻京办全将组织在京人士联谊会，另一面，“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北京福建企业商会”等区域性标志清晰的商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那些远离故土、异乡创业的多地商人的娘家，我们可以称之为“商帮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此外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就是海外华商，而今，分布于世界多地的华人社团，就是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商帮组织。他们为华商的海外运营给予了有力保障，在为所在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期，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放开之初，在世界其余国家对中国还犹犹豫豫抱观望立场的时机，受于与内地的“亲缘、情缘”关系，首先进来的就是港台和其余海外华商的投资，当初甚至自身导致一部分“侨汇”，除个别外，首要是中小企业和小额投资，领域也以“三来一补”加工工业为主，正是这些华人华商开拓进取精神，才使闽粤地区形成很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进而激活了地方经济。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里说过：“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范围持续扩大，直至覆盖世界，用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 有媒体甚至评论说，假使在每一个存在华人社团的城市上标注一面小红旗，那么地图就会变成一张红纸。当前在世界分布着成千上万个华人社团，星罗棋布的华人商会，既是联系华人社会的纽带，也形成与国内维持血脉关系的民间桥梁。
2001年9月19号，在中国内地第一次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目前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部分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商……中国经济获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温家宝总理3月5号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数据时两次提及海外侨胞。首次是在谈2009年中国应对世界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所获得的成绩时，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海外侨胞表明诚挚的感激。第二次是在谈维护中国统一时，表示，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维护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和促进和平统一大业。
无论是哪一支商帮，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无论是在国内依旧国外，无论从事着何种行业，没有人忘记自己的根本，这就是商帮的力量，这就是私营企业的拳拳爱国之情。正如温家宝总理2008年9月23号在纽约会见华人华侨时所说，“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从大陆、台湾，依旧港澳来，均为中华民族、均为祖国这棵参天大树的一片叶子，而在这棵树下，那些根是连在一起的，是谁也分不开的，这就是血脉相连。” 商帮文化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商业文化精髓，也是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商帮文化的繁荣与振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商帮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催生力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催生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更是私营经济振兴的文化特质。所以，商帮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节选自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杨金贵所著《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一文)中国明清三大商帮
总括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致使市场经济之花迟迟很难萌发。可实际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为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为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该种行业的人形成商人。 而有记录以来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期间。在明清之际曾导致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陆续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
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后面，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显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裕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执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规模，形成了形成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运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期间；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期间已发展到鼎盛。尤其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渐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运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期间山西票号差不多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形成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迈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觉得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部分枝蔓。“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显著的特质：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供应军协饷提供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提供的工具，首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有关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尽管富裕，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仍未显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依然停留在流通领域。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作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伴随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运营方式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此，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到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运营文房四宝，迈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执行贸易。此时的徽商高达鼎盛期间，“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余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对比，追逐财富导致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所以，即使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运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显著，此时只有把大批资金投入实业，达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可得到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足，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受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受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潮商
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约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范围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当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形成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潮商一贯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由于该种放开心态，致使广东商帮在改革放开之后得以快速发展。在近代，受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迟缓地迈开近现代脚步，晋商、徽商等由于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伴随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阶段，潮商尽管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历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何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挑战，自古迄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实际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放开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目睹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该种文化的成长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更深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期间，当时商帮的活动规模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显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任然挺立。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高达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差不多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明清三大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高达相当高的水准，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预期，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但产能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在同一水平。农业的发转为工商业的成长给予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期，私营的手工业有了迅速的成长。特别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余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依旧生产范围上，都有了相当的成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很大大的成长。
政策的改变对明清三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产生了极大的阻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施的以粮换盐政策形成晋商和陕商形成的节骨眼。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运营形成了徽商成长的核心助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放开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运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松懈，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中国十大商帮
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执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执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普遍联系沿海居民，建立了很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仍有很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付出运营，执行多种形式贸易，进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伴随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很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保持。
广东商帮
道光十年，英国议将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执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部分在广州执行贸易的人都统一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差不多比世界一切其余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期间，依旧在近、现代。在近代，受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迟缓地迈开近现代脚步，晋商、徽商等由于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伴随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成长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阶段，广东商人尽管曾一度沉寂，但经历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放开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目睹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该种文化的成长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更深一步成长的原因。
陕西商帮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余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民众一般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运营盐业中得到了大批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类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或许追逐厚利，假使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运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渠道。
尽管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方方面面都无法与晋帮对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运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形恰恰形成显著的对比。
山东商帮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由于这样，与别的商帮对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运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举动。同期，山东商帮里面，首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所以多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尽管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余商帮来看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运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范围经商，而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期间，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进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运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持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势。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运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运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运营为依托，新兴行业运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运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运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晋商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有记录以来，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多地，还显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期间;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期间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渐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运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期间山西票号差不多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形成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范围这样之大，延绵时间这样之长，经商领域这样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举动;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此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与科举考试，甚至显现过得到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由于这样，致使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余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运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转等现代运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由于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运营行业之多、运营能力之强，均为其余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均为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分析经济事态，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范围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余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所以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成长，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诚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改变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上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致使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龙游商帮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有记录以来所称的龙游商帮，事实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放开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首要表当下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期间，很多商人将运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买入土地或者运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平稳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得到许多的利润，务必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导入了带有聘用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而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动了龙游商帮的成长。
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不错的经商心态的反应。他们尽管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洞庭商帮
差不多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期，其他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民众留下深刻印象。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机会，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如此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运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持续更新观念，开拓运营新局势，向外部世界发展着。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自此，洞庭商帮造成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运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上去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期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依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形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运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依据当地事实情形，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运营方式。
江西商帮
江西商人绝大部分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所以，小本运营，借贷起家形成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致使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大量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余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对比运营范围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攒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如此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此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即使江西商人人数大量，涉及的行业甚广、运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应，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