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团

形成过程

首次世界大战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显现暂时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快速﹐并在全国处在突出地位﹐陆续显现一部分重大的资本集团﹐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这一期间的中国银行业以运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首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首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成长。到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积蓄银行﹐在私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形成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部分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长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适当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该种以上海为首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民众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财团性质

这个财团投资者和主持人的成份组成﹐大均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期间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首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们中某些人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予以过适当的支持。但伴随革命事态的成长﹐员工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尤其是上海员工阶级举办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胜利﹐使他们感觉到恐惧。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很多人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其代表人物陈光甫﹑钱新之﹑虞洽卿等人担任了蒋介石建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首要职务﹐又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集合上海一部分首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蒋介石借垫三百万元的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表明“对于当局清党力争﹐统一表决﹐愿为后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并帮助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蒋介石政权为了本身的需要﹐也对江浙财团予以一定扶持﹐吸收他们中的某些人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部门的职务﹐承认和偿还北洋政府的旧债。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批发行国内公债﹐江浙财团的一部分大银行从承购公债中得到优厚利润﹐得到畸形发展。历史评价

江浙财团尽管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受于自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伴随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增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很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渐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