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大程度调整：一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首要为处理日美贸易争端，日元对美元大程度增值；二是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首要为处理美元过分贬值对世界经济导致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显现短暂性的大程度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两次大程度调整，起因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均为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汇率协调机制来促成和实行的，对日美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造成了明显影响。目前，认真研究和归纳日美汇率这两次巨大调整的经验启示，对于提升维持人民币汇率平稳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广场协议和日元增值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为“停滞性通胀”所困扰。当时的里根政府实行提供学派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期美国中央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压低货币提供，压抑通胀。“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在减轻“停滞性通胀”方面获得了一定功效，但同期也给美国经济导致了严重的潜在困难，突出表当下美国显现了高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利率环境也显著好于当时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美国白宫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年为2.9％，1985年上升到5.2％；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124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国内市场利率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个百分点左右。
这一期间，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同样承受了“停滞性通胀”的打击，但受于这些国家正处在二战以后的经济恢复期，经济运行基本分析相对优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程度降低，经常项目显现了较大盈余。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年为4.9％，1985年下滑到1.4％；西德政府财政赤字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1985年下滑到1.1％。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平均存款利率也显著差于美国。
日、美、德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绩效的差异，尤其是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大批吸引了外资流入美国，促使美元汇率显现了较大程度增值。80年代上半期，美元汇率平均增值72％，美元高汇率事实上已经潜藏着较高的投机泡沫。美元汇率增值、高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使美国国内就业阻力放大，国民不满情绪滋长，贸易保护主义倾往上升。当时美国国内主导性意见觉得，困难首要出在日本和西德，美国白宫应该促使国际社会增强汇率协调，使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适度贬值。另一面，日本和西德经历二战以后40多年的成长，已经积聚了相当强的经济实力，两国政府都不愿意由于贸易摩擦而恶化同美国的关系，同期觉得，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增值也有助于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提高日本和西德的国际地位。日元相对美元增值符合国际社会协调生存的基本利益，受国际政治经济原因共同助推，可谓水到渠成。1985年9月，发达国家5国（即G5国家，包含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协议，统一答应通过国际“协作干预”，稳健有序助推日元对美元增值。这次会议签署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
依照“广场协议”约定，G5国家要通过增强国际间汇率“协作干预”，在两年半的时期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涨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当时影响国际外汇市场资本流动的原因仍有各国间长期利率差，广场协议政策协调也涉及了这一领域。广场协议时，美国30年期长期国债利率为10.8％，美国放松金融政策后，到1986年夏已降到7.3％。此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四次向下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由广场协议时的7.5％降到1986年8月的5.5％。但是，日本金融调节维持了国内长期利率的基本平稳。日本长期国债利率广场协议时为5.8％左右，到1986年初依然维持在这一水平。日美长期利率差持续缩减，减轻了资金流向美国的阻力，加上G5国家在外汇市场增强“协作干预”，有效促进了美元贬值。1985年末，美元对日元汇率降为1美元兑换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为1美元兑150日元。
二、卢浮宫协议与平稳美元汇率
广场协议之后，即使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程度贬值，但受于美国白宫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观本身财政情况，同期受于货币贬值存在“J曲线效应”，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贸易收支情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长，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滑，继续让美元贬值显著弊大于利，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摩擦重又加重。同期，受日元和马克增值的影响，日本和西德外贸出口下跌，经济上涨率显现下滑。日本经济上涨率从1985年4.2％下滑到1986年的3.1％，西德经济上涨率1985－1987年在2％左右徘徊。日本和西德对美国未能按广场协议有效缩减财政赤字表明不满。另外，美元大程度过快贬值也引起了国际外汇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较大震荡，首要发达工业化国家显著感觉到要赶紧阻止美元下跌，维持美元汇率基本平稳，这有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当时，美国可以选择提升国内利率的办法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受于担忧如此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美国不愿意提升国内利率，而倒更期望日本和西德压低利率。
在美国主导下，为了平稳国际外汇市场，阻止美元汇率过多过快下跌，通过国际协调处理发达国家面对的政策难题，1987年2月，G7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促成协议，统一答应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增强“紧密协调合作”，维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平稳。本轮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
卢浮宫协议强调G7国家增强“紧密合作”对维护美元汇率平稳和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世界愈加平衡的经济上涨在促进国际间外汇收支平衡中具有中心作用，事实是指美国贸易伙伴加速经济上涨有利于处理美国国际收支不均衡困难。协议首要约定包含：日本和西德等实行刺激内需计划，美国更深一步缩减财政赤字；G7国家增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秘密维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假使汇率波动多出预期目标5％，各国要增强合作干预等等。卢浮宫协议后，国际首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维持基本平稳，没有发生太大动荡。
三、两次汇率调整对日美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对日美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就美国经济来说，总的上积极效应要大于负面效应。两个协议本质上就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尤其是卢浮宫协议以后，美国外贸出口快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滑。1987－1990年，美国外贸出口涨幅连续维持在10％以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1680亿美元下滑到9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4.5％下滑到3.4％。这些改变对加深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减轻国内“停滞性通胀”及就业阻力造成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卢浮宫协议之后，受于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立场促使日本和西德向下调整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国内经济情况影响一时又很难向下调整利率，受市场预期等多重原因影响，纽约股市于1987年10月19号显现了严重的股价大跌。当日纽约股市大跌22％，被称为“黑色礼拜一”。同期，广场协议后美元大程度贬值也促使美国由净债权国渐渐转变为净债务国。到1986年底，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就日本经济来说，1985年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增值，实际上形成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签署广场协议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显现了因日元增值导致的萧条局势。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滑为1986年的负4.8％，事实经济上涨率从1985年的4.1％下滑到1986年的3.1％。但受于当时日本经济总的上正处在恢复上涨的上升期，国内各行各业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广泛充满乐观和自信，同期，广场协议使日元增值发挥了减弱消费品价格、增长居民事实收益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开支显著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拉动了日本国内总需求的迅速扩张。另一面，广场协议前后，日本为减轻日美贸易摩擦，在与意日元对美元增值的同期，并没有放开进口市场，而是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进口美国商品，尤其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开始，为了缩减日元增值对国内经济上涨导致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五次向下调整公定贴现率，将其减弱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准2.5％。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连续时间长达27个月。日本银行官定利率长期处在低水平，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贷款大批增长。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80年代初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涨到100％。1987－1989年，日本货币提供量（M2＋CD）年上涨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连续维持较高水平。
受于货币政策极其扩张，1988－1990年，日本经济上涨率分别为6.0％、4.4％和5.5％，显著胜过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准和同期其它发达国家水平。就在此时，大批过剩资金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致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大涨。1987－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而同期，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3.1％。受于在资产价格大涨的同期，消费物价没有大幅上涨，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相当长一段期间，日本银行和经济企划厅对资产价格泡沫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当时政策决策关注许多的是实体经济的上涨、消费物价平稳和国际收支平衡。尽管觉得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方面显现了一部分“异常”，但在当时物价平稳、经济连续上涨的情形下，受于被实体经济扩张导致的经济效益所迷惑，决策当局对当时的金融领域“异常”困难导致发出过警示，执行过风险提示，而仍未及时采取本质性应对措施。如此，信贷增长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长，信贷增长更深一步创造泡沫，这样循环促进，到1989年末日本已经全面步入泡沫经济当中。
泡沫经济持续膨胀，日本政府渐渐感承受了阻力。1989年5月，日本银行更改货币政策方向，将保持了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升到3.25％。1989年末，强烈力争压抑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上任伊始马上公定贴现率由3.75％提升到4.25％，终结了日本“超低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向上调整公定贴现率，使之达到6％。同期，日本中央银行清晰要求金融机构制约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业事实上已不再增长新的贷款。日本货币提供量上涨速度1990年跌向7.4％，1991年跌向2.3％。受于过急过快的信贷紧缩，日本泡沫经济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深陷了连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