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所写的论文，《有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的看法是，完全竞争理论对偏离竞争所致使的社会福利预期不足，事实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胜过了一般的估算。其原因是民众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觉得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首要探讨寻租造成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简述
概念提出 寻租理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1967年塔洛克（Tullock,1967）的一篇论文。但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到 1974年才由克鲁格（Krueger，1974）在她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一项研究中正式提出来的。在这以后的十多年中，寻租理论长足发展，其理论影响力已遍及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乃至为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等其余社会科学学科，亦给予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首要是由于寻租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独特的创新。 “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里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中，胜过该种要素的可能成本的余下。在社会经济处在总的均衡状态时，每种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运用和配置都高达了使其机会成本和要素收入相等。假使某个产业中要素收入好于其余产业的要素收入，这个产业中就存在着该要素的经济租。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吸引该要素由其余产业流入有租存在的产业，增长该产业的供给，压低产品价格。在范围经济效益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使要素在该产业中的收入和在其余产业中的收入统一起来，进而高达均衡。所以，依照经典的总的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流动在各产业之间不遇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超标收入（即租）都不或许长久平稳地存在。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结构中，某要素在一个产业中的经济租既可以是个正量，也可以是个负量，这是社会经济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持续调整、持续适应的正常现象。 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发了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其企业就能享受好于其余企业的超标收入。该种活动可以称为“创租活动”，或者可称为“寻利活动”。当其余企业家目睹应用这一新技术或生产这一新产品有（超标）利可图，就会纷纷起而效之，涌入这一市场，进而使产品价格减弱，超标利润（租）逐渐消散。后者的举动，也属“寻利”范畴。寻利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状况，其作用是减弱成本开发新产品。寻利活动的特质是对于新添社会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会增进社会的福利。 但是，假使民众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其活动的性质就变成了“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表达， 偷盗抢劫作为对财产所有权的直接侵犯，可以算是最原始的谋求对社会的既得经济利益实施再分配的寻租活动了。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执行再分配。这类寻租举动往往涉及采取障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比方说，当一个企业家开拓了一个市场后，他或许谋求政府的干预来阻止其余企业加入竞争，以维护其独家垄断的地位，保证他创造的租不致扩散。这时，他的举动已不再能增进社会福利，反而阻止了社会从市场竞争中获益。同期，阻止其余企业加入竞争的活动自身也消耗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其他寻租活动的例子是，一个企业或企业群体，明知另一部分企业（比如其余地区的企业）拥有比它们更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不是下功夫去向后者学习，而是想方设法诱使政府采取保护政策，阻止那些先进企业加入竞争，以维护本身的既得利益。仍有同样糟糕的事例是，一部分企业施展种种手段使政府以特殊政策对它们“优先照顾”，通过税收和补助的办法抽东补西，使社会的既得经济利益在企业间作从新分配，让这部分企业享受其余企业的“输血”，进而得到一种经济租。 特点 这几种寻租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一，它们产生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行；二，它们自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三，这些活动还会致使其余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假使政府官员在这些活动中享受了特殊利益，政府官员的举动会承受扭曲，由于这些特殊利益的存在会导致一次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竞争；同期，利益承受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措施“避租”，与之抗衡，进而耗费许多社会经济资源。 内涵 寻租理论的核心起点是如何界定寻租。布坎南界定了寻租的内涵。他说： “只要资源的所有者想多得而不愿少得，他们大约就要去谋求租金，谋求租金无非是谋求利润的另一说 法。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以一种假定为依据的，即民众都力图使预期的收入的目前价值极大化；而且，经济理论的重要论证涉及该种个人谋求利润与向往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受于亚当·斯密的缘故，民众得知屠夫与面包师傅谋求利润的活动保证了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利的结果。只有通过该种活动，市场才可使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有效地执行配置，才可组织生产和分配，才可把价格作为比较价值的标准加以确立。在理想化的市场秩序模式中，谋求利润作为一种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任何单个参与者既不能预见到，也不能理解的，但是，把它们作为秩序自身的特点来评价却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谋求利润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会产生外部经济；用庇古的术语来看，谋求利润的社会边际产品胜过私人的边际产品。 在前面这一段讨论中，我有意把‘谋求租金’一词换成‘谋求利润’一词。我的目的是要回忆起熟悉的命题：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民众力图把依据自己的能力或机会得到的报酬极大化的举动，能够有助于社会。这里，民众可以把那种举动叫做‘谋求利润’。但是，在此外一套机构和制度下，完全相同的举动或许不会造成对社会有益的结果。个人竭力使依据机会得到的报酬极大化所造成的非有意产生的结果或许是‘坏的’，并非是‘好的’。‘谋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如此一种制度背景中的举动。在那里，个人竭力使价值极大化产生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余下。此外，我应当强调，在个人制定人的层次上，他们的举动自身与市场相互作用中谋求利润的举动没有不同。个人价值极大化的非有意的结果从那些可以归类为‘好的’结果转为看来显然是‘坏的’结果，并没有是由于个人变成了有不同道德的人，进而更改了他们的举动，而是由于制度结构发生了改变，做出个人选择的环境更改了。当制度从有秩序的市场转向直接政治分配的差不多混乱的状态的时机，谋求租金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显现了”。 布坎南的定义是从区别寻租与寻利角度来界定寻租的。在市场经济中，民众通过竞争来寻利，该种寻利对于他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民众通过竞争来寻租，该种寻租活动对他人没有好处。经济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动态的余下，它有利于企业家执行创新活动，由于任何新的利润均为通过创新活动得到的，企业家要得到利润就务必创新，但是该种余下是动态的，会通过市场竞争而消失。寻租意义上的租金，则不是动态的，不会通过竞争而消失，由于不存在竞争。这事实上也表明了寻租造成的制度条件。 条件 寻租造成的条件是存在制约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相关。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有问题，转而执行寻租活动，获得更多的收益。他说： “假定一名执行革新的企业家，他不去发明一种新的商品、服务或者生产过程，而是发现一种方法去说服政府敢肯定，他应该被授予垄断权，而政府将以把一切潜在的进入市场者拒之门外的办法来赋予该种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创造价值；的确，垄断化涉及价值的纯粹损失。得到的租金反应价值从一般消费者转向受优惠谋求租金者，以及在过程中价值的纯粹的损失。 如果一名奉承者说服女王授予他在整个王国卖出纸牌的垄断权。该承受该种优惠的奉承者将得到相当大的垄断利润或经济租金，而其余一部分或许很想进入该行业的人将令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女王授予的垄断特权的实施有效地阻止了他们进入该行业。但是，女王所予以的东西，女王可以收回，而潜在的进入者不大或许无所作为，听任他们当中该受优惠的人享有自己特殊有利的地位。潜在的进入者不会消极观望，他们将积极去‘谋求租金’。他们将把付出、时间和其余生产性资源投入力求把女王的恩宠转向自己事业的种种试图中。宣传、吹嘘、奉承、说服、哄骗——这一切就是谋求租金举动的特点。 这一举动的非有意产生的结果与显示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谋求利润的特质的非有意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对比是十分显著的。潜在的进入者在进路被阻挡或者最多能够反应一对一的代替该种环境中谋求租金，必定造成社会浪费。用于为求得女王恩宠所作的付出的资源，本来可以在经济中别的地方用来生产更重要的服务和商品，而谋求租金却没有生产出任何价值。比较起来，在竞争性市场上，潜在的进入者的资源直接转向生产以前被垄断的商品、服务，或相近的代用品，如此运用这些资源，并将它们在其余可替代用途下更富裕效率。尝试得到垄断租金的竞争性试图的非有意产生的结果是‘好的’，由于进入是或许的；而尝试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垄断下得到觉得地制造出来的有利地位的试图的相似结果则是‘坏的’，由于进入是不或许的。” 层次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造成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得到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执行制约，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这时寻租的活动在三个层次上执行： 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 这时，没有执照数量制约与有出租车执照数量制约之间的收益差额就是寻租的空间。这一层次的寻租可以通过竞争性拍卖的方式来卖出执照。这时，执照数量制约所造成的额外收益就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体当下执照的单价中。假使拍卖过程是充分竞争的，那么执照的单价就是寻租的空间，受于该寻租空间已经显现为价格，已经不值得寻租，所以寻租活动在这一层次会消失。诚然，拍卖制度是需要高额费用的，这一费用事实上就是非生产性的开支。也就是为了遏制寻租活动而额外开支的费用。而且，只要制度是需要成本的，其寻租的机会性总是存在的。腐败也自然随时会造成。 对政府肥缺的寻租 第一层次寻租空间的消失，并没有代表着寻租活动真的消失了。事实上寻租活动会转向第二个层次。这就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一旦出租车执照是有价值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就成了肥缺，潜在的企业家就会在退出出租车执照寻租的同期转入政府肥缺或者能得到拍卖的收益的岗位的寻租。当这些岗位能够得到拍出售租车牌照的收入是尤其这样。诚然，假使把拍出售租车牌照的收入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或者政府岗位竞争上岗，通过竞争的方式付给报酬，这一领域的寻租活动也会降低，甚至消失。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也并不是没有成本，政府岗位竞争上岗的制度设计更为复杂，所以寻租空间总是或许存在的，腐败空间也总是很难清除的。 对政府收入的寻租 一旦政府通过拍出售租车牌照得到了收入，并变成公共财政的一个来源。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公共财政的收入和开支过程中，其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一旦进入公共财政的规模，其收入用于什么民，用多少，大有文章可做。为了获取公共财政开支而执行的寻租活动是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民众常说的“跑部钱进”，事实上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在这一领域，遏制寻租空间的方式，一是降低公共开支的量，假使没有公共开支，自然就不会有寻租活动了；二是提升寻租活动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显然，这一层次的制度设计要比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设计要问题得多。所以，公共财政开支领域的腐败机会也最多，受于制度设计的问题，民众对这一领域的腐败的容忍度也相对较大。 布坎南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出租车牌照管制可以通过拍卖的方法清除寻租空间： “但是，政府将得到制造出来的稀缺的全部价值，而租金在市政府预算层次上的存在显示，谋求租金会转到第二层次上。潜在的政治企业家当下或许想法进入的，不是直接进入出租汽车行业，而是进入各种政治——官僚岗位或能得到拍卖的东西的职业。假使依然允许那些有幸占领能得到租金的地位的人可以得到租金，那么，政治和‘行政机构’将形成获利甚丰的美差。 但是，民众把所举的例子扩大，以显示还或许显现谋求租金的第三个层次。假定政府官员预期能够得到由竞争决定的薪资和津贴，假定那些有政府岗位的人的个人报酬中没有租金的成份。在该种情形下，受于制造出来的稀缺而造成的经济租金，最初通过拍卖的做法转归政府，但必定会归还给社会全体纳税人——受益人。但是，除非这些租金已经归还财政预算或以某种无差别的或随机的方式通过财政预算分配，否则，第三层次上谋求租金的活动将以得到在总价值中的有差别份额为目的。假定把出租汽车执照拍卖，并按竞争方式付给政府官员报酬，而那些资金以与收入和财产无关的形式，归还给公民。即便在这样严格制约的模式中，谋求租金或许采取其余形式，它们不会造成被查出术语得到租金的那类收入或财产。” 张军对布坎南的寻租层次理论执行过评述，他说： “在这三个层次上，只若是政府觉得地创造出‘匮乏’，谋求租金活动依然能发生。只要得到某种权利的可能是不均等或随机地在所有人当中分配的，就会有人通过游说、‘拉关系’、‘走后门’等方式去尝试说服主管当局予以优惠或差别待遇以高达寻租的目的。这个困难引申出的其他困难是，谋求优惠特权必然同期代表着另一部分人或集团为了避免有差别的非优惠待遇或保护自己的优惠待遇而支付出重大的‘防御’成本。依据布坎南的分析，受于政府的人为制约或人为制造差别政策，资源或许同期在三个层次上被消耗掉。” 布坎南的寻租层次理论，事实上表达明了这么一个道理，政府举动或许致使更多的收益，这些收益就是政府举动造成的租金；民众为了得到这些租金，就会花费大批的资源；政府举动或许致使的租金有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全将致使寻租举动。那么，政府举动与寻租之间的关系见底如何呢？能否所有的政府举动全将致使寻租呢？ 政府举动与寻租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源由市场竞争达到配置，会动态地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一进度中，企业 家通过创新来寻求、创造新的利润点，但通过竞争这些新的利润点会渐渐消失，这时企业家又必须去寻求新的利润。但是，市场的运转并没有一定是完备的，市场的功能也或许承受各种原因的妨碍，这时政府就会介入市场。政府介入市场，用权力配置资源，其结果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额外收益点，即权力致使的租金，就会诱导逐渐增多的寻租活动。政府准许、答应、配额、许可证或特许等，对于资源配置都有影响，它们事实上均为在创造一个匮乏的市场，谁拥有这一市场的比例就相当于拥有某种特权。在这些匮乏的市场上，民众企图用自己的资源去得到特权，争取特权的原始分配，或者设法替代他人去获得特权，或者从他人手中去买得或者抢得、偷得特权，或者规避政府管制获得非法的“特权”。而对于已经拥有特权的人来看，则是如何保护其特权。这些活动都需要费用，它们的开支也无法降低或者清除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所以它们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是非生产性的。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活动全将致使寻租活动。布坎南觉得，政府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可以使寻租活动很难发生。该种制度安排允许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得到由政府分配产生的租黄金价格值的等同份额的权利；政府分配等额的权利，可以同等分配，如投票实施每人一票的原则，布票和粮票人人有份；也可以以随机的方式分配公民对租金的权利，即所有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期望值，假使严格通过抽签的方式把出租车牌照送给中奖的人，并允许。但是要解决到这一点是非常问题的，而且平等分配不见得能够达到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有助于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 布坎南的寻租理论的逻辑结论是，只要政府行动多出保护财产权、人身和个人权利、保护合同履行等规模，政府分配不管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活动，就会致使寻租活动，就会有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追逐政府活动所造成的租金，进而致使非生产性的浪费。 政府设租的类型 经济学者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无意创租，二是政府被动创租，三是政府主动创租。中国政府在这三个方面的创租活动均为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政府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活动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 政府无意创租 是指政府为了不错的目标而干预社会经济，但结果是创设了租金，给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比如，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为了赶超英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达到该战略，必须扭曲产品和要素的单价，这时任何部门和企业只要得到了低价格的资金、外汇、物资，代表着在生产开始前就得到了利润，其利润量等于资源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差额与其数量的乘积。在该种情形下，寻租活动首要显现为虚报成本欺骗上级主管部门、走后门、贿赂资源配置部门官员以及各种各样的游说。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约束下，需要进口大批的技术设备，政府为了应付外汇匮乏，实行汇率高估政策。这一政策致使外汇率价格格过低，变成稀缺资源，事实上就是对进口资本品的无形补助，激励企业许多地运用外汇，滥用外汇，激励进口，压抑出口。 受于外汇越来越匮乏，政府必须加深许可证控制和其余管制措施，如对进口品执行分类控制。伴随控制加深，获得许可证和逃避管制的利益越来越大，进而诱发大范围的寻租活动，如虚报进口品用途、开低价发票、走私等。为了冲击这些寻租活动，政府采取措施，对外贸执行更为严格的管制，聘用许多的人士审查进口许可申请，冲击走私，设计冗长繁琐的进口审批程序和海关报关程序。于是汇率高估政策变成了全面外贸管制的体制。 在改革过程中，受于摸着石头过河，往往先执行试点，然后强制推广的改革策略。为了激励改革，政府往往给试点单位以优厚的条件，于是试点单位的身价就有了更多的收益。这时，试点单位身份就成了寻租的对象。方方面面为了得到这一身份，不惜走门路、找关系，甚至执行权钱交易，对拥有试点审批权的决策部门或官员施加影响。 政府无意创租，与政府官员策划政策时知识不足是相关系的。伴随知识的积攒，政府的无意创租举动会渐渐降低，但只要政府不取消对经济的干预或者管制，政府创租的举动是不会降低的。由于即便政府不无意创租，有时候政府也会被逼创租，或者甚至是故意创租。 政府被动创租 政府创租，往往给某些寻租者导致寻租的良机，而一旦寻租者拥有了政府所创设的租金，寻租者就构成了政府创租政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执行政策变更，降低或者取消租金。这时，假使利益集团在三个层次上都实行了渗透，那么政府事实上就成了寻租性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它反应了政府权威的下滑，也反应了分利集团势力的加强。 比如，城乡分治，当初是为了处理粮食紧缺困难而实行的权益之计。但是，城乡分治，却给城市人口创造了重大的租金，生为城市人口，与生为农村人口对比，前者有重大的比较优势，即租金。在改革放开时代，即便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要建设统一的劳工市场，就需要取消致使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但是受于城市人口的阻力，政府即便知道该种制度务必执行改革，也很难有所作为，只能在边际意义上有所作为，如实施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等。城市户口存在着比较优势，所以在户口困难上存在着非常广泛的腐败，国家在户口管理上也投入了重大的成本，在某些情形下，户籍管理部门也成了肥缺（如卖户口）等。 又比如，国家对政府官员实行全面包下来的政策，而且形成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习惯性制度安排。该种制度安排事实上为政府官员给予了不合理的保障，事实上政府也执行了无意创租的活动。政府知道该种制度安排为官员给予了不合理的租金，不利于优胜劣汰，更新干部队伍，也不利于提升官员的积极性，更不利于精简队伍。为了更改这一局势，政府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必须实施一刀切的措施，一律精简50％。但是，要抵制利益集团的阻力谈何容易，但总理的阻力又雷霆万钧。其结果是必须用“赎买”的办法，给分流官员以优厚的待遇，比如提早退休，带薪资去学校进修和学习，推荐到效益好的单位，人走住房走，没有住房的给分配住房等。这事实上是在既得利益集团阻力条件下政府被动创设租金的活动。 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产业化，其压力也是存在的。长期来，后勤服务单位在住房等服务方面为职工免费或者低租金供应住房，公共住房就成了寻租的对象；后勤部门成了肥缺，他们都能够有机会分到好房子。这是实物分房政策无意设置的租金。当下民众认识到，该种制度不利于住房的成长，所以要改为货币分房。这一改革将令损害相当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或者潜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住房改革的进度一托再托，很难有所成就。即便有所进度，也是一次公共资产的大瓜分而已。以前政府可能是无意设租，当下却是政府为利益集团所迫，被动设租了。 政府主动设租 政府在有些情形下是无意设租的，在有些情形下是被动设租的，而在某些情形下则是故意设租的。政府无意设租，首要是由于政府知识不足，不晓得自己的活动会设置租金，致使寻租活动；政府被动设租，是由于政府能力不足，分利集团势力太大；政府主动创租，则是由于政府官员自身动机不纯，其自己自身就已经形成分利集团。 比如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规定，申办护照者务必交外文邀请信的原件和翻译件，为了保证翻译质量，要求翻译件务必由指定的翻译公司翻译。该指定的翻译公司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服务公司，其收费是每份100元，当天取；每份40元，两个星期取。这事实上就是故意设租的举动，该服务公司由于出入境管理处的规定而获得了垄断翻译的租金，由于只有它有翻译权，所以其价格就会高出市场价格，即便人家已经翻译好了，它象征性地改几个字就可以收取100元，其成本只要盖一个戳；而一家三封邀请信，只有抬头不同，盖三个戳，也是一份100元，共收300元。这是笔者的妻子于1999年11月去办护照时亲身历经的。1997年我也去申请过护照，当时就没有这一规定，无疑这一租金是刚刚设置的，而且他们是明白通过这一设租举动，可以赚取多少额外利润。诚然，1997年去申请护照时，护照申请表一份需要5元，不能有错，笔者只好买了3份，才保证没有错误。1999年表格变成免费发放，表格的审理放松了，但是翻译质量有了新的规定，新的租金又造成了。 在转型期，政府的活动往往被某些居心不良的政府官员用来设置租金，并以此吸引寻租者，为自己捞取好处。如水、电、煤气等部门，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问需要水、电、煤气的部门如北大要房子，要不足房子，就不给水、电和煤气。水霸、电霸和气霸就是如此形成的。 诚然，政府主动设租，也或许是积极的。如建立学位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让喜欢学习的人，能够有进取之路，让有知识的人有一个身份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赚取较高的薪资或者收入。但是，政府设置的该种租金事实上就是拥有学位者的单价，而且学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而是需要通过付出得来的，它不存在更多的收益。诚然，假使有人通过买卖的方式，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搞到文凭，并所以而得到好处，那么这就是一种寻租举动。 理论研究 寻租理论与腐败研究 寻租理论的分析，其初衷是要揭示在存在寻租活动的情形下，有多少社会资源被运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 动，进而浪费了多少资源，致使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它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是要表明，政府举动往往致使寻租活动，致使社会资源的无效浪费，因此如此的政府举动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 但是，寻租的分析，往往涉及到权力的作用，而且其所分析的资源的非合理配置往往与滥用权力、化公为私相关，所以寻租理论常常被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当作分析公共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分析工具，用来分析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并据此提出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方法。从这一角度分析腐败，比从人性角度、政治角度、社会角度、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腐败，富裕新意，其提出的对策也具有可操作性。诚然，腐败不等于寻租，寻租也不等于是腐败，但是寻租理论的确有利于民众认识政府举动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并从政府举动的角度，清除或者遏制腐败。前文的分析，事实上已经分析了寻租过程中造成的腐败困难。这些分析有利于民众在如下几个方面分析腐败造成的原因及其对策： 首先，依据寻租理论，政府干预经济，往往致使扭曲资源的单价，形成刚性的由政府权力保障的垄断市场，进而致使相关方面有额外利润可图，这些额外利润就是腐败的根源。所以，要遏制腐败，就需要设法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好是不要干预。对此，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施政企分开，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把私益物品和服务交给市场部门去处理，是最有效的遏制腐败的法宝。简政放权，取消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异，促进银行竞争，降低补助，减弱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严格制约垄断，促进自由公平的竞争等，应当说均为非常有效的降低寻租活动的措施。 其次，市场不健全、政府管制放不开的情形下，租金很难通过降低政府管制而得以降低。这时，就需要建立租金消散机制。如城市出租车管理、政府公共工程、政府采购、外贸进出口配额、某些行业的生产和运营许可证、企业产权交易、土地批租等，要尽或许引入公开化的机制，用市场分配取代行政分配。这些机制包含拍卖机制、招投标机制和建立和健全要素市场与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等方式，并在具体操作上杜绝黑箱操作，避免形式化，并把所得租金收归国库，防止这些部门的岗位形成“肥缺”。 第三，针对第二层次的寻租，则要健全人事制度，加深政府官员任职的竞争性，加深政府行政官员的行政责任机制；通过民主化，提升政治官员任职的竞争性，并健全政治官员的政治责任机制。降低人事腐败。 第四，针对第三层次的寻租，则要加深预算制度的建设，如近期开始执行的部门预算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除了第一、二层次的寻租活动引起的腐败需要引起重视之外，公共财政开支的寻租活动也应当引起重视。 金融百科 taobiz.com最后，寻租理论导致大批千变万化的寻租活动的一般理论分析，涉及到具体的实践时，简单的理论是不够的，这需要民众执行大批的实证研究，针对事实存在的困难，执行具体的分析，并在大批具体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处理寻租活动的办法。比如就城乡差别来看，该种制度在政治上是缺乏支持率的，在经济上是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在道德上是不人道的，与现代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的一种十分封建的制度。寻租理论可以分析在城乡差别的情形下会发生多少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并分析资源配置有多少损失，也可以分析腐败或许有多大的量，可以通过什么办法遏制腐败，但是一旦有了这些认识，并没有一定能够保证城乡差别困难的处理。民众认清楚了困难，就未必能够保证能够成功地行动。行动不仅取决于民众的认识，还取决于民众行动的能力。在这一点上，采取措施，提升政府的能力，同样是非常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