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官营银器制造具备了一定范围。首先，中央除掌冶署下的金银作坊院外，文思院形成重要的银器制造机构。据齐东方整理，现发表的法门寺出土金银器中铭刻有咸通十三年(872年)“臣杨存实等造，监造番头品官臣冯金泰、都知高品臣张景谦、使高品臣宋师贞”的“宣微酒坊”银壶，却井未铭刻文思院的字样，这当属文思院以外的中央所属官营机构制造。唐中央直属的官营加工作坊，或许已逾过了两个。不仅这样，唐中叶后地方官府所属的手工作坊也从事金银器的加工和制造。如李德裕在润州受命以金银打造器皿进献，所献银器当为浙西观察使下属官营作坊所造。而唐末多地所献以金银器皿为主，计量单位也一般是“件”、“事”等，银铤及以两、铤计者相对较少，这类银器也当属地方官营作坊中制造加工的产品”。而1982年江苏镇江丹徒丁卯桥一次出土银器近干件，其范围之大，显然非民间金银铺可比。而不成形器物及成形器物多未经运用，则表明丁卯桥窖藏当属镇江官营金银作坊仓促搬迁埋藏形成的遗址。
民间黄金市场、金银市、金银行增多，范围扩大，从事金银加工的人形成让人羡慕的有钱人。唐初王珍一类的金银匠人队伍，在盾中叶后持续发展，许多地进驻城市，有了自己的店铺。于是.城市中显现了较为集中的金银行、金银市。据加藤繁考证,记录苏州“有金银行首，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至吴泰伯庙祈福。其中“金银行首”中的“行”字，指的是“同业商店的街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唐宣宗时代，苏州地方已有金银行即金银商店同业公会的组织。”同样，在庸代的长安东西两市，浙江长兴县下宰桥也发现了金银器窖藏100件，出土物以银杯、碗、勺、匙、钗、筷、训为多，另有3件银铤，其中1件有显著的截取痕迹，属于金银作坊遗迹。但是，“与产能大、器物精美的丁卯桥官府金银器作坊对比，下宰桥没有高级豪华的器物”，“应是民营金银作坊的遗物”。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均充分表明，民营金银作坊得到了击穿性的成长。更更深一步，伴随民间金银铺运营范围的扩大和业务的成长，金银匠获利不少，开始形成让人羡慕的有钱人。甚至黄巢起义后流落他乡的官僚，在路途中遇故知银匠得饱餐一顿之后，也不由得发出了“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