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证券时报
7月24号，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环球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1环球货币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环球货币研究所24日公布的《人民币环球化数据2021》表明，人民币环球化指数（RII）为5.02，同比大幅上涨54.20%，刷新前期高位。人民币运用程度胜过英镑和日元，形成第三大环球货币。2020年四个季度，RII分别为4.10、5.19、5.14、5.02，呈现出大幅升高、高点震荡特点。
同一期间，首要货币环球化指数的变动情形为，美元从49.52到51.27，欧元从29.84到26.17，日元从3.34到4.91，英镑从4.00到4.15。适合注意的是，人民币环球运用程度在2020年上半年胜过英镑和日元，并接连三个季度在首要环球货币排名中位列第三。
中国人民大学环球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表明，要看清楚人民币的环球化或者环球运用，我们需求转换角度，那就是着眼于大国货币视角。大国货币有些差不多的条件，币制统一、币值平稳、币制独立、环球运用或环球化，环球化导致人民币形成大国货币的一个条件，恐怕还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从理论逻辑看，人民币要形成大国货币，疑似要步美元和英镑后尘，需求照样学样。但若着眼历史逻辑，人民币要形成大国货币，必然走自己的路。
RII大幅上涨首要得益于三个层面
数据表示，RII大幅上涨得益于下方几个层面：
第一，人民币环球贸易计算结算职能持续巩固：
2020年，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高达6.77万亿元，同比上涨12.09%，占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8.44%；世界规模内，环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91%，较上年提升了18.40%。
第二，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明显加强：
在世界直接投资连续萧条期间，人民币直接投资范围高达3.81万亿元，同比上涨37.05%，刷新近五年内最快增速；2020年末，由直接投资、环球信贷、环球债券与票据等共同决定的人民币环球金融计算交易综合占比高达9.89%，同比上涨84.23%，形成RII升高的首要活力。
第三，人民币环球储备职能更深一步显现：
当前已有70多家国外中央银行类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胜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20年第四季度，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资产份额高达2.25%，同比上涨14.80%；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总体份额为10.83%，较上一年度适当回涨，与初始权重差不多打平。
人民币环球化发展的首要考验
数据表示，人民币环球化面对愈加严峻的外部环境、愈加激烈的环球货币竞争。
一是人民币环球化面对欧元、美元的激烈竞争。
流行病产生的提供链中止、经济下探阻力越大，环球金融市场越恐惧，作为首要避险货币，美元的网络外部性就越强。美元指数时隔4年后又一次升高到103高点，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民币的环球运用。欧元亦在抓住机遇巩固本身的货币地位。欧盟撤出数字链，加速数字欧元建设，旨在将来5年内提高欧元环球化程度。
二是加速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守稳风险底线。
环球货币对自由运用有很高的需求。人民币环球化初期侧重于跨境贸易结算，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需求总体较低。尽管货币环球化并没有必然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为前提，但是当前金融交易已形成人民币环球化的首要驱使力，有必要处理利弊取舍、项目匹配、政策协调的困难，增速放开金融市场、更深一步降低资本项目管制。
立足“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展局势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计划，亟需探讨与之相匹配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计划、次序、风险和路线，从新评估金融管理框架，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建立常态化管理系统与应急处置机制。
三是人民币流入流出以及投资融资功能失衡。
2020年，在流行病海外蔓延再加上世界货币“大放水”的情形下，巨额外资单向流入我国，大批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此类资金流动具有短时间性、震荡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假使显现外部环境变糟，或是遭受环球政治经济博弈的特殊时点，大范围集中性资本外逃必然会打击人民币汇率、危害经济金融平稳、冲击人民币环球化信心。
与人民币资产受尽环球投资青睐以及世界债务范围迅速膨胀形成显著对比，人民币在环球融资行业遭遇阻力。依据BIS统计，2020年人民币计算环球债券余额较2015年新高萎缩了约30%。人民币资金流向以及功能上的非平衡发展，对人民币环球化的中长期发展没好处。
数据提议，要站在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从新审视人民币环球化的意义和价值。平衡好短时间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十四五阶段增速推动人民币环球化。
数据推荐在十四五阶段加速拓展人民币跨境运用场景。应高度重视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零售端和个人支付，提高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发挥数字技术、数字货币的弯道超车功能，促使服务贸易行业人民币跨境运用。
应深入挖掘人民币环球金融交易功能的现实可行性，持续优化和完善债券市场对外放开制度、简化国外机构入市流程、整合入市途径，为环球投资人供应愈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扩大熊猫债券发行范围。
要打破部门利益，激励央企、国企在环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带头运用人民币，赶紧处理障碍企业运用人民币的制度和政策阻碍。
畅通双循环促使人民币环球化
数据环绕“双循环新发展局势与货币环球化”这一主题，从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机遇与考验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双循环与人民币环球化等重要困难。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局势下，如何依托境内市场，利用境内环球两种资源，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系统，建设更高水平的放开型金融新体制，为新发展局势的着重行业和核心环节供应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IMI副所长王芳表示，面对流行病打击和外部环境紧俏，人民币环球运用程度同比大程度提升。人民币平稳跻身于首要环球货币行列。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显示，高水平的经济内、外双循环才可支撑起主权信用货币的高水平环球运用。
加速形成双循环新发展局势，将为人民币环球化再上新台阶创造巨大历史机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局势，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加强人民币硬实力与软实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局势，要瞄准困难，抓住核心，着重击穿。
首先，畅通境内大循环要选准生产端和市场端击穿口，抓住提高供给创造需求能力和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两个核心困难，放出境内大市场的动力与魅力，保障人民币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
其次，畅通环球大循环要以立足中国本土的高水平放开为击穿，保障人民币供给充足和运用便利。通过多类形式贸易创新重塑中资企业和机构的环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升话语权。
最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境内环球双循环相互促使的乐观作用，基于制度规则和市场运用增速形成人民币环球化的网络效应。
中国资本市场再往前看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张杰表明，中国既往40多年的政策中，事实上资本市场异常出色的完成了它的宏观责任，就是给中国改革放开过程中的经济高上涨供应金融支持。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理解为何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的资本市场要与环球接轨。事实上从金融角度看，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往具有中国特色，再往前看必然也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双循环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型，这是依据境内外事态的改变，特别是中国经济战略计划以及中国经济上涨结构的改变，而作出的重要决策。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金融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事实上面对着重要的困难。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助推中国金融的结构性变革，进而助推中国产业转型，上升质量发展之路。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环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生态不错的资本市场环境。
金融的变革首要是通过构造新的金融业态来完成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的产业转型，达到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着眼于将来，建立现代金融理念。
环绕资本市场发展，形成新金融业态和新资本业态。要深刻理解该种新金融业态首要是着眼于将来，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金融业态。它看上去稍微脱实向虚，但是它和将来的“实”是有紧密的联系，这个将来的“实”代表新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更深一步完善注册制改革。
其一，注册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让科技型企业形成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本市场如何服务于这些企业，是中国资本市场面前的重要任务。
其二，注册制改革获得了异常不错的成绩。注册制改革对中国产业转型，处理“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三，要认真归纳注册制实行两年来的经验和困难。近期一年多来，中国上市公司结构的改变，包含投资理念的改变、估值的改变，都表明注册制改革的主流是合理的。
巴塞尔监管规则并没有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此次论坛上表明，巴塞尔资本协议是环球金融规则惯例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金融业推动环球化、参与环球竞争务必要研究和参照的规则。
王兆星表明，巴塞尔监管规则并没有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金融业态和金融风险改变持续执行调动完善的。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并没有是完全照搬全抄，而是从中国事实出发，因地制宜策划实行金融监管规则，有遵循、有创新、有发展，有些行业更严格，有些行业更灵活，注重补齐监管系统的弱项短板。在促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期，牢牢守稳不发生体系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一，巴塞尔协议的动态演进过程。
资本协议层面，资本结构和质量发生了巨大改变，愈加重视依据风险调动资本需求，所覆盖的风险规模持续扩大。
核心原则层面，依据环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困难，增强了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监管资源保障、监管独立性与协同合作等层面的需求。
新兴风险层面，高度关注金融科技风险、天气风险、业务中止风险、冠状肺炎流行病打击风险等。
第二，巴塞尔监管规则在我国的实行及改变。
巴塞尔委员会所策划的规则不是法定统一标准，是参照标准，应充分斟酌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来借鉴、实行有关规则。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结合事实，对核心一级资本足够率、杠杆率、风险权重、拨备等执行了调动优化，并结合国情实行高风险金融机构复苏与处置规划、发展绿色金融、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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